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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 立場新聞 Stand News - YEUNG Ting-fai, T-Fai 楊庭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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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 深入訪問「競馬知舍」90後評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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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家年輕一代愈來愈唔似樣!」不少人對這句說話已是耳熟能詳,但到底它有多大的真確性呢?以香港馬圈為例,過往固然曾孕育出數名深入民心的評馬人,但這不表示「一蟹」必定不如「一蟹」。尤其現今資訊發達,新一代有多個學習有關賽馬知識的渠道,只要他們略有閱讀,難保不會比資深評馬人在同期懂得更多。當然,接下來訪問的數位嘉賓,其實都是很敬重前輩的幾位「競馬知舍」90後評馬人。但他們最難能可貴的地方,是在尊重前輩的同時堅持自己要對賽馬有獨立的判斷。或許有些讀者會表示:「我係現場睇同德比賽嗰年佢地都未出世喇!」無論如何,筆者懇請那些人暫且收起自己的偏見,了解過幾位90後評馬人對賽馬的看法後才作判斷。 C:Charene H:Homan R:Ramos 競:Charene、Homan、Ramos 問:你何時開始接觸賽馬活動? C:其實小時候已經開始接觸,但待中學畢業後才開始認真研究。 H:其實也是小時候開始接觸,但我首先接觸的是日本賽馬,因為迷上了日本電玩遊戲「Winning Post」和「G1 Winning Sire」。兩款遊戲的仿真度也很高,我有很多賽馬知識也是從那裏學習得來的。反而看香港賽馬是比較後期的事。 R:我看賽馬已超過廿年,當時有江碧蕙和鍾麗芳兩位女騎師。 問:你何時愛上賽馬?為甚麼? R:可以說是一見鍾情,主要是因為喜歡賽事具速度感和被騎師綵衣的圖案所吸引。我亦很喜歡看練馬師愛倫訓練出來的賽駒參加大賽,我對「原居民」和「奔騰」的印象很深刻。 H:打機時已愛上日本賽馬。當然了解更多後,喜歡賽馬的原因並不止於此。 C:認真留意賽馬愈來愈喜歡這項運動。賽事具速度感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覺得騎師很厲害、很有型,體重很輕卻能夠駕馭近一千磅甚至更重的賽駒。 問:香港的教育制度不鼓勵學生看賽馬,法例上亦禁止18歲或以下的人士入馬場,請問你如何克服學習看賽馬的各種障礙? 競:這正正是港人對賽馬有太刻板的印象,認為賽馬就是賭博。莫雷拉以運動員身份到中學與學生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和對職業的看法,卻被一部人認為此舉是鼓吹賭博。我們希望可以改變別人對賽馬的負面印象,稍後可補充多些。但正如我們所說,現今有多個接觸賽馬的途徑,例如遊戲和網絡已具備很多專業的資訊,只要學懂分辨真偽,其實是可以自學的。當然,我們當初也看了很多馬評文章,這對我們更深入了解賽馬有很大的幫助。 問:請問你們由構思直至開始首次網上直播用了多少時間籌備?當中有沒有遇到甚麼困難?如有,請問你們是如何解決那些困難? 競:其實斷斷續續也用了約兩年。當初最困難的是如何聚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及如何安排直播評述。但現今網絡真的很發達,高登討論區為我們提供了找人的平台。現時我們沒有固定做節目的地點,但只要在有網絡的地方,做直播節目並不算困難。現時做直播節目已有固定班底,我們會盡量預留那個時段出來。我們認為做直播最困難的環節無疑是現場評述,這方面賢仔(廖浩賢,下同)做得很成功。 在此,我們須感謝馬圈中一些外籍人士的幫忙。另外,我們要感謝莫雷拉和潘頓答應接受我們的訪問。我們當初聯絡莫雷拉時,只是在他的私人Facebook a/c隨意留一句言,沒想到他類似在港的經理人私下再回覆我們相約詳情。莫雷拉真的很謙卑,不論鏡頭前後也沒有架子。一個冠軍級騎師能夠做到這點實在難能可貴。有些媒體對潘頓頗有微言,但我們覺得當中有渲染的成分。我們接觸他後,發現他是個有問必答和在鏡頭後能「與民同樂」的人。例如我們在女皇盃前的訪問節目中問他究竟希望選擇騎「馬克羅斯」抑或「巴基之星」,他也很坦然回答不是他不想騎「巴基之星」,而是搶不到牠的主轡權。(筆者按:「馬克羅斯」也是很頂級的中距離賽駒,季內勝出香港盃和香港金盃兩項二千米國際一級賽,在女皇盃前是問鼎香港馬王的熱門之一) 問:你每天/每個星期用多少時間研究賽馬?當中有甚麼樂趣和挑戰? H:不如以平均每一場用多少時間來計算。我會上網看晨操片段,保守估計每場需用15分鐘。我有時候會記錯幾匹同主馬的名字,尤牠們的名字有時只相差一個字。 C:我會用約半至一小時去研究一場賽事。其實我由馬會公佈報名表名單後已開始着手研究,到確定了排位表後會留意其他細節。每個賽季開始也是一項新挑戰,因為去季表現良好的賽駒可以在新賽季完全交不出水準,反之亦然。所以需要花功夫去重新評估每匹賽駒。現在已來到季末,如今出賽的馬匹已見慣見熟,那相對會好些。研究賽馬永遠有學習不完的地方,例如說看晨操,正如賢仔所指,如果只是偶然到現場看一兩天是沒用的,因為看晨操是留意每匹馬的動作是否有細微不同的處,有些馬不用在晨操期間鋒芒畢露才可勝出賽事,有些馬看起來狀態大勇,卻屢屢無法在賽事中交出表現。其實不論晨操、血統分析以至其他數據也只可參考而不可盡信。 R:我亦同樣是用約半小時去研究一場賽事,我會每天也留意一些,到出了排位表再研究騎師配搭、檔位、賽道形勢等。臨場亦要執生。 問:你認為馬匹要具備甚麼條件才能適應香港的競賽環境? 競:近年香港賽事模式已明顯不過,短途馬和一哩馬佔的比例較多。這關乎到土地的問題。不像外國,香港的訓練地點較狹窄。外國訓練長途馬的方式包括行山、斜坡訓練和在叢林中快跑,加上外國有較多長途大賽,所以長途馬有較大的生存空間。香港每年只有三場二千四百米的級際賽,引入高質長途馬也只會令英雄無用武之地。另外,香港競賽馬匹主要是閹馬,當中也涉及馬房大小的問題。雄馬需居住在較大空間才能舒適地生活,否則很可能產生情緒問題,小則影響競賽表現,大則危及牠們的健康。我們曾與馬會高層就此事溝通,他們的回應是待從化練馬場落成後,相關情況會有所改善。 問:在近十屆的香港打吡大賽中,你認為哪一屆的水準最高? H R:如以整體水準來說,必定是「佳龍駒」那一屆。牠的蹄下敗將「巴基之星」、「美麗傳承」和「四季旺」均能在今季的國際一級賽中證明實力。其實「巴基之星」也很厲害,只是眾所周知牠是很聰明的性格巨星,沒有人知道牠下一場想不想跑。以牠的血統來看,二千四百米或許也是可應付的途程,但香港目前跑這個路程實力最強的應該是同屆的打吡參賽馬「大雄圖」。 不過,如果計個別賽駒實力的話,「威爾頓」大戰「步步友」那一屆也不分軒輊,牠們甚至可能比「佳龍駒」和「巴基之星」略勝一籌。然而,這種想法可能很主觀,正如評論到底是比利、馬勒當拿抑或美斯才是史上最佳一樣。無論如何,「威爾頓」最強之處在於能夠在短兵相接中回氣反勝同為馬王級的「步步友」和「軍事出撃」,鬥心之強不容置疑。牠、「爪皇凌雨」、「雄心威龍」和「明月千里」均能接連勝出香港香港打吡大賽和女皇盃,可謂是名符其實的香港馬王。 問:試選一匹你最喜愛的香港賽駒並解釋箇中原因。 H:紀仁安主轡的「雄心威龍」。當初馬主購入此駒的價錢不算高,在呂健威馬房服役期間表現亦不算討好,但該駒轉至苗禮德馬房後表現大為不同,2010/11年度馬季合共贏了七場賽事,其中三場是一級賽。此駒的特點是翻步較密和後勁強橫,其實我在牠出戰四歲系列賽香港經典盃時已很喜歡牠。個人認為,牠跑二千米的威力比跑一哩更強。在2011年女皇盃一役,紀仁安未能來港效力,該駒易配韋達後仍能勝出那場大賽,那便可證明牠跑二千米的威力有多強。 C:不知你有沒有留意到一匹名叫「白鷺飛翔」的賽駒。此駒同樣不被人看好,牠與「巴基之星」一樣,在港首戰時與主馬群脫節,但我當時已有留意牠。經過幾個月的成長後,牠可以在賽事中交出橫強的後勁,甚具霸氣,終不用被人看扁。遺憾的是,此駒在血統上不及「巴基之星」般優秀,估計牠的競賽成就及不上後者。 R:我最喜愛的賽駒一定是「加州萬里」。眾所周知,此駒的身型較瘦削,來港初期遇上不少阻擠,例如需要二度閹割等。牠趕不及參加香港打吡大賽,但後來成為了首匹能夠衛冕香港盃的賽駒。猶記得牠第一次勝出香港盃時的情景,本來我以為牠在陣上跟得太前末段會無以為繼,怎料牠在最後直路階段可力拒其他頂級賽駒首先衝過終點。當然,在那場賽事中,韋達策騎的「雄心威龍」在出閘時有點笨拙,導致失去了些先機。但後來「加州萬里」的表現足以證明牠不遜於任何一匹香港中長途馬王,可惜牠屢受傷患困擾。不過換個角度來看,極少賽駒能像「加州萬里」般數次在重大傷患中重新站起來奮戰,牠真是一匹很有鬥心的賽駒! 問:試選一匹你最喜愛的海外賽駒並解釋箇中原因。 C:能夠廿五連勝的「雲絲仙子」。一來牠和我一樣是女性,二來牠的連勝記錄令很多批評牠的人再無話可說。其實我不明白批評牠的人到底是以甚麼心態來看牠,但我絕對認為牠的努力值得很多人學習。 H: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馬王級賽駒「無聲鈴鹿」。其實牠也是匹性格巨星,早年競賽曾嘗試在閘廂內「起擒」和「衝閘」,但認真競賽後交出的水準令人折服。其實此駒在三歲期間表現令人失望,別人以為牠是早熟早殘,牠卻以連續勝出多項級際賽,勝出寶塚紀念賽(2200米)回應批評,實在很有性格。 R:1973年美國三冠馬王「秘書處」。同樣地,此駒起初不太被看好,但戰績說明一切,泥草皆宜。當今世上恐怕再難以有一匹賽駒能在大賽中拋離亞軍31個馬位勝出。牠的事蹟後來在美國被拍成一齣電影。 問:誰是你最欣賞的騎師(不限於香港)?為甚麼? H:個人情意結,一定會從日本騎師中作出選擇。武豐毫無疑問是日本國寶級騎師,他的走位靈活,判斷賽事步速一流,而且會從以往的錯誤中汲取教訓。聽過「黃金旅程」、「榮進之光」和「北部玄駒」的香港馬迷應對他的名字不陌生。 C:我個人比較少偏好某一個騎師,以免對賽事形勢判斷太先入為主。但如要勉強選一個的話,我會選莫雷拉,他在高低班賽事也全力以赴,很敬業樂業。 R:戴圖理。他在賽馬水準不算高的意大利出身,卻可成為世界最頂級的騎師之一。他保持高水準競技已近三十年。難得的是,幾乎贏盡歐洲大賽的他仍會為每贏出多一場賽事展露出興奮的心情。此子流露的都是真性情。 問:誰是你最欣賞的練馬師(不限於香港)?為甚麼? H:蔡約翰。他練馬真的有獨特的心得,能夠因材施教和把賽駒展期維持在很高的競賽水準。 C:我會揀愛爾蘭冠軍練馬師岳伯仁。有留意世界大賽的馬迷均知道,每次岳伯仁訓練的賽駒勝出大賽,他首要做的事情是拿起電話傾談,原來他多年來均選擇首先與自己的母親報喜。一個事業有成的人竟有如此重的家庭觀念,他真的很有型。最難得的是,他並非高調宣揚此事的人,而是有傳媒工作者忍不住問他到底為何每次也是同樣如此,他才簡單解釋了幾句。 R:我一定會選擇已故身的練馬師愛倫。他訓練賽駒出戰大賽真的有一手,很多賽駒經他訓練後能把潛能完全發揮出來。他可以把一馬訓練成同時在短途賽和長途賽具競爭力,「奔騰」便是最佳的例子。此外,他對香港賽馬與世界接軌方面貢獻良多。香港賽駒能夠首次在海外賽事上名和勝出,均是愛倫練馬有方的功勞。 問:現時香港有多個入口賽駒的途徑,但若現時要你為馬主挑選一匹自購新馬,目標是進軍香港的大賽,途程不限,你會建議那個馬主把目標鎖定在哪個拍賣會入手? C:首先我建議最好不要從馬會拍賣會中作挑選。好像多年來只有「好爸爸」和「巴基之星」具備勝出國際一級賽的實力。澳洲出生的賽駒在香港的短途和一哩大賽表現出色,各位宜多在當地物色佳駟。 H R:對,澳洲的「Magic Millions」和「殷利殊拍賣會」很多時也有質素上乘的賽駒出售,另外可留意蔡約翰和大摩到底在哪裏購入自購新馬,不過兩人在澳洲的人脈甚廣,不是每個馬主也學習得來。建議最好不要從日本購入賽駒,一來價格較貴,二來目前來看日本出口的賽駒不甚適應香港的環境。 問:你認為賽馬對香港有甚麼意義? H:其實除了對喜歡看賽馬的人外,一般市民可能只當它是其中一種娛樂。亦正如我們剛才所說,很多人認為賽馬是賭博性質為主的活動。我希望能夠有朝一日香港賽馬不再給予別人這樣的印象。 C:以我所知,賽馬活動為香港帶來龐大的稅收和慈善效益。不可忽視的是它的凝聚力。「精英大師」和「巴基之星」到底有多深入民心,相信不用多說。希望香港日後能再有一些具代表性的賽駒誕生。 問:你認為香港賽馬活動仍有甚麼地方有待改進? H:賽程編排和配套方面有改善的空間。此外,馬會辦事的透明度可增加,例如在處理退役馬匹方面,馬會不妨讓市民更清楚退役馬匹的去向。 C:其實馬會可以做的地方已經盡做,始終受土地問題所限制,要待從化練馬場正式使用後才可有進一步的改善。 問:在馬圈中,誰是你最希望能夠訪問到的對象? C:我們已找到郭能作下一個訪問嘉賓(筆者按:各位讀者敬請期待)。另外我也想看看日後有沒有機會訪問到布文和蔡約翰,可惜前者不常在港,後者迄今很少接受深入訪問。 H:希望能夠訪問華將,尤其是楊明綸。我頗欣賞他穩打穩紮、實而不華。有些人認為他跟從的師傅較常處於下風,但這正正反映他得來的成績不易,值得更多人的賞識。 R:巴度。他來港後的進步人所共見。他是一個很有上進心的年輕騎師,很想了解他更多,但據聞他主要說法文,這對我來說有點難度。 總結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深入傾談後,筆者可百分百保證,這班年輕人對賽馬的認識絕對不遜於很多所謂的資深評馬人,問題只是香港到底有多少空間讓他們一展所長而已。   競馬知舍Gold Racing Facebook

香港紙媒馬經也有自我審查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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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講,香港傳媒愈來愈擴大自我審查範圍,已經係人所共知嘅事實。但或者你估唔到,香港各大紙媒嘅馬經版都有自我審查嘅嫌疑。 大約兩個星期前嘅法國二千堅尼賽日,好多騎師因為唔滿意賽道狀況太惡劣,所以決定聯手威脅當地馬會,如果唔轉換跑道作賽就立即罷工,蘇銘倫同莫雅仲要係其中兩個主要嘅發起人。最後當地馬會被迫就範。 但咁耐以嚟,香港絕大部分嘅華文紙媒馬經對呢件大事都絕口不提,係得朱鎮輝5月15日係《頭條日報》篇稿(〈有人在場 直播妥當〉,頁P40)有提件事,不過都唔係直接講發生咩事(「競馬知舍」同係《癲狗日報》寫文嘅鹵味男就有直接提過呢件事)。而家唔係叫任何紙媒一定要係輿論上撐罷工,但咁大件事,如實報道都應該要啊嘛? 各位負責馬經版嘅朋友,你哋唔係同我講唔知蘇銘倫同莫雅係邊個呱? 在Wisenews輸入「法國二千堅尼」關鍵字的搜尋結果(搜尋日期範圍: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27日,下同) 在Wisenews輸入「蘇銘倫」關鍵字的搜尋結果 在Wisenews輸入「莫雅」關鍵字的搜尋結果 蘇銘倫接受傳媒訪問大發牢騷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nwj6MeHHv8

巴基之星尚不值當選香港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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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曾多番就「巴基之星」的成長進度與部分KOL和網民駁火辯論,至於誰的預測比較準確,讀者大可翻查以往的紀錄。只想補充兩點:(1) 近兩仗不是「巴基之星」的前段速度特別快,而是牠的對手在前段跑得特別慢而已; (2) 踏入五歲的「巴基之星」正處於全盛期,但究竟全盛期的「巴基之星」抑或全盛期的「佳龍駒」較厲害,相信「有排拗」。 「巴基之星」最厲害之處,是牠今季只需認真作賽兩次(其實只計女皇盃那一仗亦無不可),便足證自己是名符其實的馬壇「巴神」,令大部分批評者再無話可說。然而,筆者認為,如果牠今季真的當選香港馬王,那對牠、「美麗傳承」和「馬克羅斯」來說也是一種侮辱。 眾所周知,「巴基之星」昨天所勝出的渣打冠軍暨遮打盃在名義上固然是國際一級賽,但真正水準大約只值三級賽。換言之,「巴基之星」在季內只曾戰出一場具份量的大賽。 反之,「美麗傳承」今季勝出三項千四至千六米的國際一級賽、「馬克羅斯」兩度力退另一匹馬王「明月千里」勝出兩項重要的二千米國際一級賽兼打破場地時間紀錄,牠們均曾在去年十二月的國際賽日力退外隊賽駒奪標而回,那兩場賽事的水準比今屆的女皇盃賽事水準始終較高。以外隊馬來計算,後者只得兩匹二、三線日本代表參賽,算不上是高水準的國際一級賽。故此,牠們在賽績上均略較「巴基之星」優勝。尤其香港的短途和一哩賽事較長途具級數保證,「美麗傳承」仍能三勝國際一級賽,以及勝出國際二級賽和國際三級賽各一場,理論上應更具備當選今屆香港馬王的資格。 除非「巴基之星」能在季內餘下時間代表香港遠征勝出海外大賽,否則由牠當選香港馬王並不具說服力。 但「應然」和「實然」有時是矛盾的。現時馬王選舉是由冠軍人馬獎的選委投票選出來的,筆者不排除當中有人因秤高女皇盃和冠軍暨遮打盃的傳統地位、近兩仗「巴基之星」輕鬆勝出的姿態、「巴基之星」能應付跨距離途程大賽(事實上昨天那仗算不上是真正的大賽),以及由上屆「巴基之星」在四歲系列賽兩度撃敗「美麗傳承」而斷定牠更值當選香港馬王。其實,過往冠軍人馬獎亦曾出現爭議性的賽果,單是上季「明月千里」在馬王選舉中落敗(當然,如「佳龍駒」上季未能當選,那便永不可能正式成為香港馬王,追頒榮譽的意味甚重),以及「幸運如意」在最佳短途馬選舉中敗給季內只曾一勝的「友瑩格」,便讓人難以捉摸選委的投票標準。 故此,筆者並沒有排除「巴基之星」當選香港馬王的可能性。用叻哥的說法,就是:「嗱我冇任何立場㗎!」、「我冇講過任何嘢!」、「你唔好以為多數據就係贏啦!」、「我呢度使咩上嚟答你數據啫!」、「我話佢係馬王就係囉!」以及「強勢馬會話邊匹係馬王就係邊匹㗎啦!」 不過,公道說句,若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投馬王誰屬的話,「巴基之星」將有更大的機會當選香港馬王(民主從來不只是一人一票那麼簡單)。筆者只希望選委能夠頂着群眾壓力不投「巴基之星」當選馬王的一票,正如諾貝爾文學獎選委尚未有選出多年大熱門村上春樹成為當選者一樣。坦白說,「巴基之星」必定是近兩季筆者最喜愛的賽駒,否則也不會多次因牠與別人駁火。但馬王選舉那回事,理應要排除受個人感情因素的影響,否則只會無理地否定其他賽駒努力所換來的成果。   「美麗傳承」勝出2017浪琴表香港一哩錦標片段 「美麗傳承」勝出2018女皇銀禧紀念盃 「美麗傳承」勝出2018冠軍一哩賽片段 「馬克羅斯」勝出2017浪琴表香港盃片段 「馬克羅斯」勝出2018花旗銀行香港金盃片段 「巴基之星」勝出2018愛彼女皇盃片段 「巴基之星」勝出2018渣打冠軍暨遮打盃片段

問貼士以外 了解楊駿如何逐步成為職業評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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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說,從前香港賽馬的資訊較為貧乏,不少投注者較須倚賴馬報和評馬人的分析去作投注決定,但如今馬會網頁已提供十分充足的賽馬資訊,投注者愈來愈不再需要購買馬報和耐心聆聽評馬人的意見。而另一方面,如評馬人的賣點單純是貼士命中率高,那麼一旦他們遇上「手風不順」的時期,他們的支持者便會紛紛離他們而去。 然而,接下來的受訪嘉賓,同樣曾經歷過「手風不順」的時期,但因他過往的種種經歷,令他磨練出甚佳的心理質素去克服負面的事情。在默默耕耘下,他的個人賽馬專頁不但留意人數日趨上升,而且使他有機會一圓夢想成為職業評馬人。他就是NOW TV 668台賽馬節目主持、網紅評馬人及數份馬經報評的專欄作家楊駿。 楊 = 楊駿 問:你何時開始接觸賽馬活動? 楊:我翻查過以往的紀錄,應該是於1989年10月1日第一次接觸到賽馬,第一次命中的馬匹,是王登平馬房的「加州小龍」,當時是「及時而出」的年代(筆者按:「及時而出」是1988/89年度和1989/90年度馬季的香港馬王,能在一季內同時勝出千二米至千八米的盃賽),當時「翠河」仍未出道。初時我主要是協助祖母在馬報中圈出勝算機會較大的賽駒,當然那時候「靠估」的成分居多。 問:你何時愛上賽馬?為甚麼? 楊:其實也接近是一見鍾情。一來是小時候喜歡灰色賽駒。在這方面,我的喜好不算是很理性的。二來基於小時候對新事物的好奇心。三來是可以透過馬經學中文。有些評馬人的文筆實在非常好,我到現在也未能完全讀懂他們的某些用字。此外,有些馬名的字也艱深得來又十分有趣,例如早已退役的「䯀驄」和仍在服役的「麯院風荷」。若我不是看馬經,相信這輩子也未必有機會看到那些字。更重要的是,我小時候已被騎師的鬥志所吸引,告東尼與馬佳善的對決是經典的例子。現在香港賽馬的水準提高,賽事形勢較以往更為緊湊,那些鏡頭應較普遍。總的來說,每次騎師在短兵相接「埋身肉搏」期間,雖然他們均會帶上「風鏡」,導致我未能看目他們的眼神,但他們的身體語言告訴別人他不想輸,便覺得十分值得學習。 問:香港的教育制度不鼓勵學生看賽馬,法例上亦禁止18歲或以下的人士入馬場,請問你如何克服學習看賽馬的各種障礙? 楊:我讀小學期間,老師和同學並不知道我看賽馬。但我的家人便知道。我的母親會比較反對我看賽馬,尤其是臨近期末考試期間。當時的馬季比較短,煞科日賽事通常在考第一科前舉行,母親會問我為何又看賽馬不溫習,但她不會太嚴苛責罰我。反而應該這樣說,因為有賽馬活動的存在,所以我和父親有了共同的話題。很多時,我們一起看電視打「牙骹戰」。 從前,為了隱瞞自己看賽馬,我曾試過扮肚痛,拿着收音機和耳機入洗手間去聽評述,但始終不能做得太頻密,否則會引起別人的懷疑。另外不知你是否知道「1813」那個電話號碼呢?以前互聯網並不像現在般發達,傳統報章(有港聞、娛樂版那種)印出排位表後已是排位翌日,所以我會撥那個電話號碼去聽排位。 還有,我從前的小學有長短週,每逢星期六要返學的話,我便會十分擔心趕不及回家看頭場賽事。尤其我在中環附近上學,有不少時候放學搭車回家時會遇上交通擠塞的情況。星期三晚放學的情況較好,因為放學時間和晚間頭場賽事的開跑時間也有一段差距。 比較不愉快的事是發生在中三。當時中文老師要求我們做剪報功課,我剪了一份放在港聞版的賽馬新聞,內容與女騎師鍾麗芳首次勝出頭馬有關。其實我寫的評論部分也頗為勵志,主題是賽馬不一定是男性主導的活動,女性也可以闖出一片天,但那位老師在課堂上公然批評我拿馬經做功課不合規矩,然後要求我重做。我當然沒有理會她,但記得全班同學也在過程中哄堂大笑。 然後到了讀大專的期間,我記得在修讀一科與新聞寫作有關的科目時,老師問我們全班同學將來希望從事甚麼行業,當時全班先是十分肅靜,然後有些人開始發示不太清楚自己未來的路向,而我清晰地回答希望想成為從事撰寫馬經的工作後,全班同學卻突然又變得肅靜起來,老師也呆呆地望着我。當然,他們並沒有糾正或批評我。無論如何,我認為只是大家的興趣不同,從事與賽馬有關的工作並無任何問題。因為這正是我修讀新聞系的原因! 印象中,別人對賽馬活動最反感的地方不一定與賭博相關,而是他們刻板地認為看賽馬運動是「麻甩佬」的玩意。 問:請問你如何獲得首次在紙媒撰寫馬經的機會? 楊:我認為是有運氣的緣故。大專畢業後,我自然要找工作,恰巧勞工處貼出《商報》招聘馬經編輯的工作,我便踫運氣應徵,怎料《商報》真的請了我。還記得當時我記給《商報》的文章的風格較像港聞報道方式,但賽馬版的文章的風格大多是評論文章,但《商報》仍然請了我,所以覺得自己十分有運。與其他報紙不同的是,當時《商報》較少請評馬人寫稿,變相我也要親自操刀撰寫評論。那份工作令我累積了很多寶貴的經驗。   問:馬會賽馬節目《綠茵闖蕩》前年介紹你為半職評馬人,請問你可以分享你(從前)另外從事甚麼行業嗎? 楊:好景不常,我從事《商報》馬經版編輯只有約九個月,因為當時新上任的社長索性抽起整個馬經版。當時我頗為擔心夢想將成為終結,尤其我嘗試把賽馬文章傳真至多間報館均沒有回音。其實那個社長的決定十分奇怪,因為要做到好頭好尾理應並不困難,但他在五月份抽起馬經版,當時馬季尚未完結,但即使捱至季尾也只需忍耐多一個月左右。 由於其他報館沒有回覆我的關係,所以唯有「馬死落地行」。我在2005年曾在郵局做過接線員約兩個月,主要是回答市民有關郵件下落的電話查詢。同年10月至2008年,我又有機會從事與賽馬的工作。事緣澳門賽馬會把網頁資料更新的工作外判給有線電視,我的主要職責是更新網頁、剪輯港澳兩地的晨操片,然後上載至網頁中。雖然我自問到現在為止仍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那份工作確令我大幅增加對晨操的了解,例如明白一些有關馬匹狀態的術語。 不過,澳門賽馬會後來收回網頁的營運權,變相我又要去搵工。我在2008年8月參加「馬壇超新星」比賽,落敗了,但10月份剛好馬會的「Racing Marketing」部門有職位空缺,而馬會又願意給予我機會,所以我做到2015年9月才離任。那份工作的主要職責,是盡辦法吸引多些人在主要賽日入場,例如在報紙和雜誌買廣告版位宣傳和找一些機構和名人作聯合宣傳。此外,不知你有沒有在「Roadshow」看過有關賽馬的片段?我就是在那些片段中擔當協力的角色,就特定的主題訪問不同人的看法。還有,我曾參與在廣州、上海和北京的賽馬節目的協力工作,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自離職後,我便成立了自己的賽馬專頁開始拍片,接freelance來做。今個馬季,NOW TV給予我機會我擔任賽馬節目主持,我實在感到受寵若驚。當對方致電邀約時,我感覺猶如中了六合彩一樣,當中被賞識的滿足感不是金錢就能代替的。 問:過去你曾「貼中」不少賽駒,請問貼中哪一駒最令你興奮/有成功感呢?為甚麼? 楊:其實應該這樣說,我的職責是把我的見解告訴支持者,協助他們收窄投注的考慮範圍。盡量不缺席分析任何一場賽事是對支持者的承諾。評馬人與單提供「貼士」的人都不能不談「貼士」的命中率,但兩者的工作性質並不同,我們提供心水選擇時要做到分析有理有據,不過影響賽事形勢的因素眾多,沒有人能可以百分百每場「貼中」。 如果真的要給予一些例子的話,第一個例子會是2002年女皇盃季軍「原居民」,當時牠已9歲,備受冷落,獨贏賠率為99倍,但我投注了1W3P,最後回報實在非常不俗。近期的例子則是「川河尊駒」,不是因為牠遠征勝出新加坡克蘭芝一哩賽,而是牠在三月份擊敗「平湖之星」和「巴基之星」的那一仗。我一再堅持牠具備實力,只是在董事盃一役欠運,直路上一度擠塞,導致末段衝刺未能一氣呵成而已。事實證明我的說法是對的。 問:每個提供貼士的評馬人也可能會遇上「手風不順」的問題,請問你曾試過對自己就某個賽事日提供的貼士命中率欠佳而有所自責,或曾被網民責怪貼士不準確嗎?如有,請問你如何面對那些失意的事情? 楊:猶記得2005年開始,有一段時間曾在「香港賽馬資料庫」留言給予「貼士」,但別人不認識我,故有些說話也頗難聽,例如即使「貼士」中了,但別人仍可批評為何事前「貼」五匹馬大包圍、為何經常給予熱門「貼士」(筆者按:意思是「係人都知,駛鬼你貼咩?」)以及鬧隻「膽」唔中喎!若「貼士」不中,那更是自然會備受批評。 我以前會有少許耿耿於懷,到了現在,習慣了便可從容地面對。我不是不重視網民的意見,他們願意花時間來鬧我,其實是認真留意我說過每句說話的表現。但不是每次「貼錯」也一定是我事前判斷馬匹狀態有問題,正如我剛才所說,影響馬匹表現的因素眾多。 坦白說,現時坊間的「貼士」五花八門,我也無法估計到底有多少人是完全相信我的判斷而不另作參考,也感謝所有有留意我分析的人。 無論如何,我每個賽事日完結後也會回家多次重看當天賽事的影片,檢討自己是否真的放大或忽略了某項因素。若然我的判斷真的有錯,我會跟大家說句抱歉。我不會只提自己貼中的場次而輕輕帶過自己「貼錯」的部分。面對錯誤是稱職評馬人應有之義。 問:現時你不僅拍片放上網,而且在NOW TV做賽馬節目主持,你認為兩者的性質有何不同? 楊:在電視台工作必須百分百專注,而與其他拍檔好好合作,更是重要的一環。另外,在Facebook經營專頁可拉近自己與馬迷的距離。無論如何,兩種工作我也十分享受。做幕前評馬人是我的夢想,如非在Facebook經營專頁,相信我也未必可以達成夢想。 問:你看賽馬那麼久,請問哪匹是你最喜愛賽駒? 楊:我會選「原居民」。牠真是一匹很有鬥志的賽駒(筆者按:楊駿早前已提及過「原居民」於9歲之齡在女皇盃中跑獲季軍)。正所謂「名師出高徒」,很多時候,頂級賽駒也是由某幾位練馬師訓練出來的。但「原居民」是其中一匹例外,當然牠最後也是交由著名練馬師愛倫訓練,但最初牠先是由梁錫麟,繼而轉至李立細馬房受訓。那兩個馬房也只是中型班的,「原居民」卻可以交出上佳的表現,在那賽季的香港冠軍暨遮打杯中奪魁而回,證明牠絕非池中之物。其段出現在霍利時馬房的「爪皇凌雨」和苗禮德馬房的「雄心威龍」也是一樣。 問:不時看見你在網上分享與馬圈中人的合照,請問你對誰的印象最深刻?為甚麼? 楊:我會說是杜利萊。他是我其中一個最欣賞的騎師。如果你有印象的話,他曾勝出某場賽事後在馬背上「咬鞭」慶祝,慢鏡重溫更覺他瘋狂的一面。有一次我協力他的訪問,他在受訪期間突然收到一個來電,與「好爸爸」要換騎師有關,應該是09/10年度賽季換了都爾主轡那一次,你可以翻查紀錄核對作實。我當時還要不知好歹地主動問他發了甚麼事,得悉後心想不妙,怎料對方仍很專業地做完整個訪問,並表示翌日會接受拳撃訓練,歡迎我們前往拍攝。對我來說,騎師的時間很寶貴,他們亦是很專業和很有地位的人,但他們接受訪問時大多樂意作出配合,這對我當時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問:在馬圈中,誰是你最想感謝的人或團體? 楊:其實我有很多值得感謝的人。德哥是我我在《商報》工作時的上司,是他決定聘用我的,基本上可以說沒有他便沒有今天的我。馬會「Racing Marketing」部門,那是我做得最長的一份工作,它拓闊了我的視野。馬會視訊部曾給予我機會在「澳亞衛視」擔任賽馬節目主持。與其他賽馬節目不同的是,我與蔡俊佳和澤哥(周榮澤)一起主持「澳亞衛視」時所看到的賠率只有獨贏而已,所以我們均要思考如何再說多些有關賽馬的事情,去填補平時報賠率,講落飛的時間,這個操練對我來說是獲益良多的。Now TV讓我能夠實踐夢想。我亦從前輩王登平、匡公、子健、梁浩賢和沈國成身上學習到很多事情。還有是O仔(張美德),她曾協助我、給予了我一些機會。她是個很樂意幫助別人的人。 最後是我的支持者,他們每次花時間來看我的短片。尤其是今年在Facebook和YouTube出現了很多新的賽馬資訊,他們仍然願意聽我的分析。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的我。 問:如果有年輕人希望加入評馬行業,你會給予他們甚麼意見? 楊:其實也是「唔好怕蝕底」,裝備好自己。我當年也不肯定今天會有這樣的機會,但若不裝備好自己,機會來到也只會讓它白白溜走。我曾認識有一個人,他跟我說對賽馬很有熱誠,要他把自己拍攝的評述短片上載至網上時卻不時欠缺不齊,那怎樣證明他真的很有熱誠? 總結 與楊駿對話的訪談內容十分豐富,要簡單作一個總結似乎並不太可能。不過,從實際表現來看,他絕對有能力與不同年齡層的評馬人合作。他熱愛賽馬,因而廢寢忘餐,亦因如此,他能夠一步步邁向自己的夢想。但筆者對他小時候的經歷甚感遺憾。若然他的中文老師能夠因勢利導,透過他的馬經(其實是港聞版新聞)剪報功課借題發揮,趁機教曉他一、兩個形容馬匹奔跑的生字和成語,繼而引領全班同學開放討論當中的哲學、經濟和社會議題,那麼今天我們便可能看見一個更不一樣的楊駿。   (筆者按:所有圖片由受訪者提供,謹此致謝。) 楊駿賽馬專頁

中四經濟學如何解釋莫雷拉與潘頓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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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以至經濟學家之間也不時就有沒有完全壟斷作出辯論。 在香港馬圈中,騎師的競爭市場並不易出現完全壟斷的情況。有史以來在港贏得最多頭馬的韋達迄今在港效力廿載,但他所贏的國際一級賽和香港打吡合共仍只是單位數字,大賽頭馬分散至多個騎師身上。那明顯不是完全壟斷的現象。 莫雷拉是筆者看過在港長期服役以來最優秀的騎師,但完全壟斷的情況並沒有因此出現。  上季莫雷拉的總頭馬數目創出新高,但同時呈現出過度擴張之象,就連他本人也早在上季結束之際承認不太可能在今季照辦煮碗。近兩日有些媒體炒作莫雷拉與部分練馬師鬧翻,那些所謂的私人恩怨,以經濟學角度來說,就是經濟規模擴張過大,導致出現邊際效益下降的現象。每個騎師均希望爭取最多最佳的座騎選擇,但現實競爭既不能像教科書般清楚看到平均成本最低的那一點,亦不是好像「打機」般用「Load Save 大法」或洞悉遊戲程式背後的設計原理便可永續正確的決定。 過往幾季的成功,使莫雷拉的座騎選擇大幅增加。但反過來看,若練馬師把騎師選擇只押在他身上,變相要自己分擔較大被「飛起」的風險。不論練馬師是否與他有私人恩怨,他們今季相對較少倚重莫雷拉「搏殺」是符合經濟學原理的現象。 不要忘記,即使賽駒每次出賽的狀況有可以有所不同,但熟能生巧的原理,仍然適用在騎師與賽駒合作成效的事宜上。所以一再強調騎師要熟識主轡賽駒的特性,便是如此道理。若然要待莫雷拉棄騎後才交由其他騎師「臨急抱佛腳」前來效力,那麼便會影響人馬的爭勝機會。 況且,騎師競爭賽駒的主轡權固然激烈,但練馬師競爭起用優秀的騎師的激烈程度何嘗不大呢?從前的高考微觀經濟學經常強調人類不是活在柏拉圖世界,人是需要在局限下作決定的。 這便可解釋到為何與莫雷拉策騎方式有所不同(產品異質),技術不相伯仲的潘頓今季大幅度拉近彼此的頭馬距離,當然那個話題可以寫得更加深入,例如潘頓的策騎技術特點,但這篇文章的重點是經濟學解釋,那便不寫得太深入了。潘頓崛起的另一象徵,是他今季示範如何在一季內比韋達在港首十季還要贏得更多大賽。 事實上,近兩季,不論在普通賽事頭馬,抑或在大賽頭馬(香港賽馬會主辦的國際一級賽及四歲系列賽)中,莫雷拉和潘頓所贏的數目已明顯比其他騎師高。換言之,以一整個賽季而言,現時莫雷拉和潘頓之爭,已具有寡頭壟斷市場的趨勢。雖則說香港騎師並不止他們兩個,但有力的競爭者明顯不多,而他們彼此的競爭座騎選擇和作賽的策略是互相影響的。君不見他們近期作賽期間多次刻意互不相讓,要不是其中一方試圖堵死對方的出路,便是另一方使盡辦法把對方的座騎頂出外疊? 即使把騎師榜第三、四名和其他勝出大賽的騎師計算在內,亦難以否定香港馬圈中的騎師競爭已具寡頭壟斷市場的趨勢。更何況,把他們與莫、潘二人相提並論,本來就不具說服力。 其實,眾所周知,頂級職業運動比賽的競爭固然尤為激烈,但在沒有工資帽的職業運動項目中,最頂尖的一、兩個運動員不時在薪酬上遠遠拋離其他運動員。正因為比賽的激烈性,即使他們的水準只是比其他對手稍勝一籌,已足以換來有求者的趨之若鶩。 在香港馬圈中,騎師的競爭市場明顯是不完全的,尤其外國騎師平均七、八歲左右便開始受訓,但香港騎師大多十六歲或以上才開始受訓。筆者自問絕少聽聞有運動員在接近十八歲才開始受訓,卻可以躋身最頂尖的競爭行列的例子。 馬會制定的香港騎師能獲額外讓磅制度,各位可以理解為政府干預的其中一種。但事實證明,單是制定那個制度,對弱勢騎師增強競爭力的幫助並不大。 不過,即使如此,最具影響力的莫雷拉和潘頓並不太可能如部分寡頭壟斷例子般作合謀定價,原因是他們彼此的競爭遠大於可合謀的空間。此外,如以每個賽事日單計的話,某些賽事日可能只是壟斷性競爭而已。 這篇文章,特別送給仍需為DSE經濟學科努力或對賽馬有興趣的中學生。 註:某些經濟學派並不認同有壟斷這回事,讀者宜多加注意。

鄙視歷史 根本不用由遺忘六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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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從沒主張過要遺忘六四,正如沒有主張過要遺忘其他歷史事件一樣。當然,筆者不可能清楚記得每件歷史事件,但這極其量是筆者的能力有限,而不應延伸至貶低研究歷史的重要性。 近年不少出席支聯會的悼念六四的人,對部分以否定自己為中國人的緣故而拒絕一同參與悼念活動的人感到大惑不解。不過,這實非亞洲歷史上首件希望改變政治身份認同的事件。一百五十年前開始的明治維新運動中,福澤諭吉便極力主張「脫亞入歐」,當中涉及現實政治的考慮,亦與民族優越感不無關係。否定自己為中國人的港人,便同樣既對現實政治有所不滿,亦認為港人的身份優越。 無論如何,批評拒絕出席支聯會悼念六四活動為導致遺忘六四的元兇並不恰當,因為透過激烈的爭辯,六四不但沒有被遺忘,被提及的次數還會大幅上升。反而日常生活中的溫水煮蛙,例如不少華人父母教導子女功利選科,摒棄修讀歷史、把研究歷史妖魔化成記仇小氣等,可能才是罪魁禍首。 以下十句鄙視研究歷史的說話,不知各位讀者聽過多少句呢? 一、件事都過咗咁耐,你仲提嚟做咩? 二、人哋係有錯你都唔使成日提住啩! 三、嘩咁耐以前嘅事你都仲咁執着,你都幾記仇小氣㗎喎! 四、做人要學識感恩向前望(汶川感恩日),唔好成日講埋啲雞毛蒜皮嘅事! 五、做人要識睇人眉頭眼額,下刪一萬字。 六、你真係咁鍾意挖人瘡疤? 七、畀你搵到個真相又有咩用? 八、你咁鍾意研究宋朝,你不如返去宋朝生活啊笨! 九、咁悶嘅嘢係得你先有興趣。 十、你研究漢朝歷史打算第時出嚟做咩?

莫振華離世與私下操馬有關?請別胡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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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發生了香港職業賽馬史上第一宗晨操人命傷亡事故,事情來龍去脈如何,相信不少讀者也略有所聞。但對於《香港 01》有記者借訪問某策騎員的名義表示事件可能與私下操馬有關,始終大惑不解,願與各位一探究竟。(編按:《香港 01》相關報道的最新版本已刪去上述內容,報道原有版本見下圖。) 香港馬圈是層級分別的行業,策騎員作為食物鏈的中低層,基本上只能服從練馬師和副練馬師的安排。莫說策騎員不能私自為馬匹安排訓練行程,連他們在操練期間指令馬匹跑出的分段時間也是由上級說了算(人為操作上的偏差難免被責罵)。況且,馬會的保安縱不是完美,但也非可以由一人胡作非為至如入無人之境。沒有上級的簽名核實或臨場督師,策騎員想把賽駒帶往別處只會困難重重(帶往獸醫檢驗可能是例外),遑論連人帶馬闖入賽道私下操練。 更何況,如策騎員真的私下操練馬匹,那倘若有任何閃失導致賽駒受傷,馬主問責起來,試問他們如何擔當得起責任呢?筆者可以大膽地說,沒有練馬師會希望收留一個不時逆自己意操作的下屬,若真的出現那類事件,一旦曝光,涉事的策騎員定必臭名遠播,難再在馬圈有立足之地。馬會和練馬師亦可以違反操守的名義解僱他們而不用作任何賠償。 只能說,這宗意外除了反映馬會在抖暑期間的醫護安排漏洞外,亦說明了部分動保人士批評鞍上人經常虐待賽駒的說法是值得質疑的。不是說馬圈從沒出現過虐待賽駒事件,但理性點說,一旦賽駒鬧情緒,鞍上人往往是最危險的一員,若還刻意做些事挑起賽駒的情緒,那豈不是「自作孽,不可活」?

運動精英化是政治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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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運動精英化和運動普及化的過程也不時與政治因素息息相關。本文將集中探討前者,下一篇文章才再探討後者。 簡單而言,精英運動員能夠得到多少財政和訓練支援,或多或少與他所屬的國家或地區的內政有關。即使世上有兩個潛質完全相同的青苗,把他們放在不同國家的青訓系統中受訓,到最後也不會出現兩個能力完全相同的精英運動員。由此可見,世上並無讓青苗完全公平地接受訓練的機會,有些不免因國家或地區的內政問題而「輸在起跑線」。 另外,不少國家會不惜工本投放大量資金去訓練精英運動員,務求在國際社會的非官方途徑彰顯國力。B. Oakley M. Green(2001)便把這種現象形容為「全球運動軍備競賽」。其實,只要政治糾紛和以國籍作為參賽單位的大型運動比賽同時存在,政治身份認同和民族自豪感的問題在賽場上也是揮之不去的。同儕周日東稍早前進一步解釋了世界盃賽事中的民族主義概況,在此不贅。 事實上,全球運動精英化還充滿左右意識形態之爭。冷戰時期資本主義陣營和共產陣營如何在運動場上爭鬥已不用多談,但意識形態之爭並未隨冷戰的結束而落幕:到底是中央集權模式抑或下放權力模式比較成功,一直是運動社會學和經濟學的辯論焦點,甚至有不少媒體評論會把運動青訓模式在競賽上的成敗當作政經發展模式的參照(註)。 所以說,人類的運動史充滿着政治的痕跡;中國大陸干預導致東亞奧委會取締台灣明年的東亞青年運動會的主辦權,可謂是在堆積如山的運動政治化事例中再添上一點灰塵。2018 年雅加達亞運即將來臨,或許很快我們又會聽到「運動不涉及政治」的屁話。的而且確,運動員因國籍或政見問題而被拒諸參賽門外是有違奧林匹克的崇高精神。然而,理想從來並不輕易達到。現時奧委會極其量可發出一些外卡邀請讓部分未達參賽最低標準的選手加入競技,以及容許部分運動員以無國籍身份參賽,但對於某些國家或地區的結構性問題導致運動員難以加入競爭行列一事始終束手無策。而更值得我們留意的是,說出運動與政治分離的人物和機構,實際上到底花了多少精力和資源去減低運動精英化的政治元素。畢竟,有些人和組織為了打擊不同政見,所以在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才說出這樣的話來。 註:然而,實證上尚未有任何一種模式能夠壟斷大型運動比賽獎牌。在北歐的運動精英化系統中,中央集權和下放權力的模式同樣各有利弊(Andersen Ronglan, 2012)。此外,整體而言,美國和中國多年來分別在籃球和乒乓球項目中交出最突出的比賽成績,但兩國管理運動精英化的模式明顯截然不同。故有研究表示,中央集權 v.s. 下放權力不應是運動精英化成功的爭論焦點。更多時,我們看見的是兩種模式不同程度的混合,而非切割。但不論是哪種模式主導運動精英化,成功的先決條件仍在於各持份者清晰知道自己所負責的職份、建立有效的溝通網絡,以及簡化行政步驟(Oakley Green, 2001)。   參考: 周日東(2018):〈足球 — 盛載我們的身份認同〉,《蘋果日報》,2018年7月17日,頁A12。 Andersen, Svein S., Ronglan, Lars Tore. (2012). Nordic Elite Sport: Same ambitions, different tracks. Copenhagen: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Press. Oakley, B., Green, M. (2001). The production of Olympic champion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elite sport development systems. European Journal for Sport Management, 8(1), 83-105.

認知不足的動保 反可帶來更大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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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希望盡快寫好有關「運動」普及化的政治性的文章,但看見有些人片面地解讀退休練馬師吳定強的訪問稿,又忍不住要說幾句。

首先,我確是頗能理解為何強哥會說出這樣的一番話來。在他伯父當紅的年代,情況大約就是這樣。對於有些馬圈人士以強哥練馬成績欠佳而廢言,始終未能認同。畢竟,一個考試成績不達標的學生,說起學校的黑暗面時也可以是頭頭是道的。而我亦頗確信,在人類歷史的長河裏,單純醫學認知的進步,並不一定會帶來更美好的世界,原因是人類的貪婪慾望會驅使他們認為可以征服更多的事情。所以,純種馬的權益並不一定基於科研的進步而有所提升。

不過,對於部分動保人士延伸得出的結論,恕我直接回應。那些人的目標是世界和平,每當出現殺戮或傷害他體的事件,他們便會走出來鞭撻指「人類總是邪惡/黑暗/仆街/渣滓」,又會積極提倡制定理念崇高的法例和公共政策。

我不反對個人層面對德性的追求,亦不反對人在公共領域上需接受多點德性教育。但以法例和公共政策作為改變人性本質或直接教育人類德性的工具,則甚有保留。制定法例和公共政策的首要目的是阻止更大的惡的出現,而非強迫別人的行為達至德性的層面。例如現今法例指不可偷竊,卻不能規定市民必須愛他們的鄰舍。在德性層面,你可教育別人「施恩莫望報」,但在公共政策的層面,若你希望在大眾層面也能多點捐贈慈善機構,豈能不設立一個獎勵機制(例如減稅優惠)?單是要求大眾展現人性光輝的法例和公共政策,其可持續性往往成疑。單是近五十年,有多少強調「團結進步無私」的法例和公共政策,到頭來是以災難收場?

就再以動保人士認為絕大部分馬圈人士也是邪惡的前設作為立論的基礎。你無法訂立一條法例或公共政策可有效地改變他們的人性本質,迫使他們的內心達至你心目中的愛馬程度。但在制度上,要減少惡的出現還是可行的。香港賽馬會每年有幾百億的盈餘,而馬主亦是富甲一方之輩,要求馬會在外地購地安置已退役馬,並向馬主就每匹馬服役前收取足夠的退役安置費實非對別人的苛求。馬主並不一定要愛馬,他們亦可在馬匹退役後放棄豢養權,但制度上便規定他們愛與不愛也需付上責任,其原理就好像法例上不能限制夫妻必須相敬如賓,但即使離婚成為陌路人,法官也可要求其中一方支付贍養費一樣。

有評論指要盡快限制騎師在陣上的落力策騎程度。只想說,不少騎師「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地恨不得快點落實那種規條,反正一個再厲害的騎師也是輸馬比贏馬多,日後卻有條例掩護自己造馬賺錢(而且還可節省更多體力)。

要聲嘶力竭高呼香港全盤取締賽馬,亦不難。但這只不過是「Not In My Backyard」的事宜。難道你與此同時可杜絕馬主把馬匹運往更不受保障的地區服役?

你更絕對可以大批特批「人道」毀滅不道德,但請問你知不知道,賽馬歷史上到底出現過多少次因沒有「人道」毀滅而有大批已退役的馬匹流入黑市賽馬世界的事件?

自以為是的正義,有時反而帶來更大的邪惡。 

所以,拜託,不要人云亦云。你可以不同意賽馬,但不要用一知半解或錯誤的事實去支持你的立場。說到最後,若然你強調動保單純基於人的惻隱之心,沒有甚麼論述邏輯可言,那你倒不如一開始便說明一切理應由你一人說了算?

動保的盡頭 「恐襲」的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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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上,恐襲的定義有二百多個,但在應用倫理學的討論中,一般也是界定恐襲為主事者透過襲擊無辜的平民去恐嚇當權者作出妥協,藉此達到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政經目標,然後再探討箇中的道德爭議。

驟眼來看,已可得知有人認為,道德上,任何情況下也不應該傷害無辜者。可是,單是界定何謂無辜者,已是一件非常傷腦筋的事。在法國《查理周刊》總部槍擊案中,西方文明當然傾向認為那是一件襲擊無辜新聞工作者的恐襲事件,但在伊斯蘭文明的某些分支眼中,由於《查理周刊》公然侮辱他們偉大的真主穆罕默德,所以策劃和默許那件事發生的員工根本就是死有餘辜。換言之,根據後者的看法,《查理周刊》總部槍擊案根本就不是襲擊無辜者的恐襲,而是聖戰。

本文的目的不是希望大花篇幅為那宗槍擊案平反,而是說明,無辜的定義存有灰色地帶,有不少時候也難以得到普世的共識。同樣在法國,近月發生了「素食民兵」以武力手段對付肉販,例如多間肉店被潑假血,又有純素芝士商表示毫不同情在恐襲案中離世的超市屠宰員(註一)。在肉販眼中,他們自然覺得自己無辜地受到武力威嚇。法國鮮肉及肉食品業聯合會主席吉阿爾致內政部長科隆的公開信中,便強調「素食民兵」的行徑無異於發動恐襲(註二)。但對部分動保人士來說,肉販和肉食者根本是罪大惡極的殺生兇手,對他們施予武力只是制止更大的罪惡發生。

類似的爭議,亦出現在動保人士發動間接型公民抗命可否被證立的問題上。約翰.羅爾斯認為,公民抗命運動須訴諸一般人也共同擁有的正義概念來說服別人認同自己的立場。在過程中,公民抗命只能針對一般人也能顯而易見的不義,而且只能是最後的非暴力手段。然而,不少外國案例顯示,在可否吃肉的議題上,動保人士對正義的理解又與肉食者有明顯的分歧(註三)。換言之,吃肉在動保人士眼中是嚴重的不義,但很難因而表示,那在一般人眼中也是顯而易見的不義。

根據羅爾斯學派的傳統,動保人士可能真的不能因此發動公民抗命。然而,對部分動保人士而言,動物的生命危在旦夕,莫說要等待至大眾收窄與他們對正義的理解的分歧才行動,就連公民抗命作為最後的手段也是荒謬的,故他們乾脆以直接的抗命行動使當權者感受到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壓力,例如到馬路靜坐堵塞交通(註四)。從部分使用道路的市民來看,他們可能真的會認為自己無辜地被威嚇着,連使用道路的權利被示威者以武力剝削了,但在那些動保人士眼中,某些學派所謂的恐襲和公民抗命定義,其實只是一些不合理的自我設限,他們有必要突破那些無謂的枷鎖。

回到香港,類似的爭議有否出現呢?到目前而言,動保界也未有明言要發動公民抗命或「恐襲」。不過,從部分動保人士到酒樓反對吃乳豬開始(註五),上述爭議早晚是香港不能迴避的議題。對於肉食者傘運參與者來說,要他們重申一次支持以公民抗命手段去爭取真普選或許並不困難,但倘若他們沒有認真思考過動保人士(或在其他領域上與他們持異見的人士)能否發動公民抗命,那他們算不上有認真反思過公民抗命在原則上的道德界限。

無論如何,即使成功禁止人類吃肉,動保浪潮並不一定會因此停止,反之能否飲牛奶、吃雪糕、芝士和雞蛋、使用經動物實驗測試的藥物等爭議,將很可能成為動保界內部矛盾和分裂的導火線。又或許,在部分地區,不用等待成功禁止人類吃肉,那些內部矛盾已經浮現出來。

 

備註:
註一、二:明報(2018):〈素食民兵滋擾 法肉商促警保護 斥潑假血擲石示威手法 「無異恐襲」〉,載《明報》,2018年6月28日
註三、四:Celikates, Robin. (2016). “Rethinking Civil Disobedience as a Practice of Contestation—Beyond the Liberal Paradigm.” Constellations, 23(1): 38.
註五:麥志豪(2016):〈狗肉節與美食節〉,載《am730》,2016年5月18日

Criticisms Misguided, But The HKJC Should Make Impr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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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often promotes Hong Kong horse racing as the pride of Hong Kong society. This marketing strategy is supported by some undeniable facts. The G1 races organising by it are widely-recognised, which attract outstanding business corporations to sponsor the prizes sustainably. The quality of its veterinary clinical services is world-class, which has been repeatedly lauded by overseas trainers after they sent their racehorse(s) to compete in Sha Tin racecourse (turf track). Its anti-doping testing is one of the strictest in the horse racing world. Its revenues are enormous to the extent that it can play an influential role in philanthropy. One can seldom find an elite sport institute or a charity organisation comparable to it in Hong Kong.

Yet despite assuming a renowned position in the world of horse racing, the enemies of the HKJC are probably as many as its supporters. For instance, many criticised that it often promotes gambling which is almost equivalent to encourage others addicting to opium, but the controversy is nothing new so that it is not worthwhile to repeat the old arguments here. Nonetheless, another line of criticism lies in the notion of animal rights which increasingly seizes people’s attention and is thus worth more public deliberations. 

Hong Kong animal rights activists highlight that the so-called “achievements” of the HKJC are built upon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thoroughbred racehorses, such as acquiescing to trainers’ arrangement of over-intensive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schedules and jockeys’ overuse of whip in the races. In other words, they vexed that racehorses are pushed too harsh for maximising the chance of winning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health condition. Meanwhile, they blamed that the legs of racehorses are bred to be excessively thin so that they are injury-prone. Once the racehorses are severely injured in the racecourse or are retired with serious injuries, they have little choice but to receive the so-called “animal euthanasia” involuntarily. They thus insist that horse racing is an inhumane activity and urge to ban it in Hong Kong.

However, most of those criticisms are misguided. 

There is no completely objective standard of reasonable training schedule, and it is often difficult to judge whether an injury suffered is a pure sport incident or is attributed to trainers’ or riders’ negligence. The huge weight differences between racehorses and jockeys suggest that more researches are needed to prove that jockeys impose significant pain to racehorses by using whip. Meanwhile, there is also insufficient research finding to support the claim that the legs of racehorses is excessively thin, and the activists are unable to tell the public that what the reasonable thickness for the legs of racehorses is supposed to be in order to prevent them from suffering leg injuries more effectively.

Moreover, imposing “animal euthanasia” is unavoidable if the racehorses had any serious injury that obstructs them having basic healthy life irreversibly, judging by the HKJC veterinary team solely without any intervention from other departments. And the critics of “animal euthanasia” often ignor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at thousands of retired racehorses, if they are abandoned or released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by their owner(s), are absorbed by the black market or illegal racing entities every year in some other states.  

It is noted that the practices of settling the retired racehorses in Hong Kong are different with that of other states. In the 2000s and early 2010s, most retired racehorses in Hong Kong, except a few who were exported overseas by their owners or were imposed “animal euthanasia” by the HKJC veterinary team, were sent to Beas River Equestrian Centre for rehabilitation and training, given that the veterinarians believed their health and temperament is good enough to receive re-training as some Lead Horses, showjumpers or the like. Many of them either ended up staying at one of three local public riding schools or were sent to New Zealand, Europe and China for equestrian development. Given that the space for settling retired racehorses is limited for recent few years, the HKJC has already required the horse owners to pay the fees for sending their racehorses overseas after their retirement before they were allowed to register in Hong Kong (while while the quarantine issue remains in Australia). Therefore, it is counterfactual to criticise that the HKJC is keen to impose “animal euthanasia” to healthy retired racehorses nowadays. 

Crucially,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the welfare of Hong Kong racehorses would be enhanced after the abolition of Hong Kong horse racing. We’re now living in the globalisation era. The racehorse owners can arrange their racehorses to compete in another corner of the world, where is unlikely able to offer as much protection as the HKJC to racehorses, easily.

While many of the activists’ accusations lack enough scientific or factual support at this moment, at least one of their critiques is right. That is, traditional Chinese newspapers reporting overwhelmingly focus on the odds of races and the trainers’ and jockeys’ perceptions of the performance of racehorses in training. The welfare and detail of injuries of racehorses, unfortunately, is briefly mentioned occasionally. And according to my observation for more than 15 years, the veterinary records of racehorses would be deleted in their official profile webpage soon after they are retired, though some of them could still be assessed via some other pages of the HKJC’s official website. Consequently,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public, especially the beginners, to assess to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welfare of Hong Kong’s retired racehorses in detail. It is thus argued that the HKJC should enhance the transparency and provide more factual responses to media enquiry as soon as possible, given that the issue of animal welfare in horse racing is no longer irrelevant to the public. 

Also,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lthough those Hong Kong racehorses that are retired for health reasons, such as suffering from serious tendon injuries, bleeding or heart irregularities, it’s still legal for their owners to export or sell them to some other states for extending their racing career in principle, and there are some relevant cases of it. It is much worried that their welfare is ill-protected, though there are a few successful stories framing b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a or by horse owners in social media. 

Furthermore, ensuring that the decent healthy retired racehorses are sent overseas does not imply that they must not be killed or be cruelled. Therefore, the HKJC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enhancing the welfare of retired racehorses through purchasing prairie or land to build paddock outside Hong Kong for settling them in the long run. The owners should be imposed the fees not only for sending them overseas after their retirement but also for supporting the post-race live of racehorses before they were allowed to register in Hong Kong. The fees should be refunded only when the owners signed an agreement for arranging their retired racehorse(s) to breed or to retire in some reputable paddocks or in their private pasture, subjecting to scrutiny. In other words, selling their racehorses for non-breeding purposes should not be refunded so as to discourage the owners to evad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aking care of them by agreeing on a free transfer or selling it(them) in low price. This arrangement is arguably capable of requiring the owners to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but at the same time defending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morally blamed solely because of deceiving by their agent(s) who is(are) paid for settling the retired racehorses supposedly (Meanwhile, killing the retired racehorses often fails to contribute to the world significantly. They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 reliable source of meat because quite many of them receive the treatment of analgesics and anabolic steroids in their career, which is adversarial to the health of meat-eaters).

2 September will mark the beginning of new Hong Kong horse racing season. There will be little surprise that the HKJC will re-emphasise on its administrative excellence and the racing competitiveness under its arrangement. However, the old problems remain unsolved, and they would be exacerbated if the loopholes were realised by more principled agents. Nonetheless, if it determined to tackle those problems, then the HKJC would be able to become a true leader of the horse racing world. This will be the true pride of Hong Kong society as well.

全民「運動」的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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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在此欄剖析了運動精英化的政治性,以及稍為預告會談及全民「運動」(或「運動」普及化,下同)的政治因素。相對而言,有些讀者可能不太明白為何全民「運動」涉及政治。畢竟,如你身處在沒有戰亂的城市中,做不做「運動」更像你的個人選擇。即使身在設施欠佳的地區,若你有心做「運動」,仍可想出有創意的辦法來克服困難。此外,可能亦有些人不明白為何全民「運動」的運動一詞須用引號標示着。

其實,在學術上,運動的狹義只局限於制度化(即是有明確比賽規則和決定勝負標準)的競技活動,但絕大部分市民也不會經常有機會參與正式的競技活動(楊庭輝,2016,頁35)。有些人會以「參與體育活動」的說法來形容市民日常參與身體鍛鍊的活動,然而,體育一詞有德性的意涵(參考同上),這亦不是每個市民也會在鍛鍊身體的過程中也着重追求的。所以,不論以傳統上對運動或體育的理解去描述市民鍛鍊身體的活動也不完全合宜。

不過,儘管運動與體育兩個名詞的意涵並不完全對等,但它們的交織始終縱橫交錯。比方說,我們可以運動作為達至體育目的的切入點。從前參與運動比賽的精英運動員退役後可成為學校的體育教師。此外,馬克思強調重覆沉悶的任務會使人異化,但不論是精英運動員或參與「運動」的市民,也可透過重覆的練習突破自我、追求高層次的挑戰。無論如何,相對於德性的追求,我們較容易觀察到市民在鍛鍊身體的過程中或多或少有模仿運動的成分(縱然可有些創新)。因此,以運動一詞加上引號來概括那類市民行為的做法會比較適合。

很多時,政府會以工具理性去推廣全民「運動」,例如提升市民的健康程度(繼而提升國民生產總值)和更廣泛地發掘有潛質成為精英運動員的青苗。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期前的香港,「運動」普及化主要是由民間志願團體主導的,直至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作了大規模檢討,其中一項改革是改為主導「運動」普及化的進程,「讓年輕人得以宣[泄]過剩的精力」(雷雄德,2016,頁11),這亦是以工具理性去推廣全民「運動」的顯例。

事實上,政治文化因素亦會左右到「運動」普及化的進程。以中國為例,西方現代運動的傳入至少可追溯至唐朝,但基於「天朝」觀念的盛行,那些運動多年被貶為「野蠻人」的玩意,傳播受到很大的限制(湯志傑,2009,頁49-50)。直至清朝在軍政上一再受到挫敗,西方現代運動才逐漸廣為中國人接受,當中亦甚具政治意味,例如YMCA在清末民初期間便以運動「救國」作為招徠(參考同上,頁50-51)。又以十八世紀的普魯士為例,拿破崙大軍的佔領不但促進了「德意志同盟」的成立,更使楊氏「以愛國主義的立場發起國人參與體操運動,把這與反抗拿破崙統治、追求民族解放關連起來,獲得廣大迥響」,它「遂取代原先流行的顧氏體操」(參考同上,頁32)。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體育與民族主義及軍國主義有著不絕如縷的複雜關係,但並非全然遵循或直接反映兩者。甚至,過於直接的做法和干預反而容易引發反彈而遭致失敗。例如,顧氏體操在拿破崙佔領後一面倒地向軍事訓練傾斜,轉化成所謂的,有違當時教育界全面教育的新趨勢,以致反而喪失吸引力。」(參考同上,頁34)。

有時候,政府會以協助推廣全民「運動」作為理順舉辦大型運動比賽的原因,但實則上不一定能夠有效地達到推廣全民「運動」的目標。2008年北京奧運的例子固然不辯自明,但類似的問題並不止在中國發生。以2012年倫敦奧運為例,約73%的英國體育會在事後質疑政府在推廣全民「運動」上做得不足,2013至2014年英國成人每星期最小做一次「運動」的百分比僅為35.5%,較2007至2008年的35.8%還稍低些(Breedveld & Hover, 2015, p. 18)。

況且,大型運動比賽可能是運動愛好者圍爐多於推廣全民「運動」的大好機會,其原理與大型藝術展未必有效地提高大眾的藝術觸覺大同小異。更何況,不少研究只能指出大型運動比賽的收視率高於一般運動比賽,但它們並沒有注意到有些觀眾只希望觀賞運動員競技,卻沒有轉化成恆常做「運動」的動力。畢竟,恆常做「運動」「應被理解為成一種習得的行為,並不是與生俱來。」(黃永森,2016年1月,頁9)。加上做「運動」對當事人的體能有一定程度的要求,有些人會過往的體會中感覺辛苦而抗拒再投入參與(但這不並阻礙他們欣賞運動員高強度的體力付出)。

正因如此,筆者既不相信全民「運動」的層面便沒有政治的考量(包括場地分配等問題),亦對雅加達亞運有效提升印尼當地以至香港的全民「運動」參與率的說法頗存疑,但縱然如此,全民「運動」仍有些獨特的可取之處。的而且確,運動精英化發展往往較受大眾的注目,但那個層面的關注焦點傾向側重於精英爭勝的層面,這對爭勝能力或欲望不大的市民來說會有所卻步。全民「運動」則可以加入「解悶、嬉戲、快慰、寬懷、戲謔等」元素(歐宗明,2006,頁5),正好填補了運動精英化所造成的空缺。

 

參考:
湯志傑(2009):〈體育與運動之間:從迥異於西方「國家╱市民社會」二分傳統的發展軌跡談運動在台灣的現況〉,載《思與言》,第47卷第1期,頁1-126。
黃永森(2016年1月):〈香港青年的運動習慣〉,《青年研究學報》,第十九卷,第一期(總第三十七號),頁3-10。
雷雄德(2016年1月):〈體育設施的發展、需求與推廣青少年體育的關係〉,《青年研究學報》,第十九卷,第一期(總第三十七號),頁11-18。
楊庭輝(2016年1月):〈推廣香港體育及運動普及化的策略〉,《青年研究學報》,第十九卷,第一期(總第三十七號),頁34-45。
歐宗明(2016):〈體育與運動概念區辨〉,載《國立臺南大學體育學報》,第一期,頁1-9。
Breedveld, Koen & Hover, Paid. (2015). Elite sports: what is it good for? In, Bailey, Richard & Talbot, Margaret. (Eds.). Elite Sport and Sport-for-All: Bridging the Two Cultures? New York:Routledge, pp. 14-29.

資助年輕運動員出國受訓要注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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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浸會大學體育學系主任暨前香港體育學院院長鍾伯光接受傳媒訪問時指,現時「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的總資金達 130 億,實具備充足的條件作大幅度資助精英運動員的改革,譬如繞過現今僵化的資助和行政制度,直接資助具潛質的運動員出國受訓。

事實上,在運動精英化的層面,出國受訓的成功例子亦俯拾皆是。例如,新加坡首塊奧運金牌得主史高寧年少時便隻身赴美國接受系統青訓(縱然不是國家資助他出國受訓)、中國泳隊的領軍人物孫楊在成長階段亦不時在澳洲接受訓練(暫且撇下禁藥的風波不談)。另外,試想想,若一個港人甚具踢足球的天份,到底盡快把他送往已具備優良青訓系統受訓,還是待香港運動界別再花上十多年作一些成效不明的改革,期間以他作為「白老鼠」對他的個人成長比較好呢?

然而,正如筆者早前在其他媒介表示,這項建議在實際操作上仍存一些隱憂。首先,香港運動界近年爆發了空手道和游泳的選拔不公風波,如不解決這個問題便直接推行資助年輕運動員出國受訓的計劃,那麼計劃實踐起來並無法釋除外界對運動界別私相授受的疑慮。

此外,改革建議與舊制度之間的張力須被正視。簡單而言,如繞過既有的制度推行改革建議,那麼既有制度的定位會有何改變呢?完全不理會舊制度的問題又會否窒礙新改革建議的推行呢?由於該改革建議仍在構思階段,所以那些問題都不易有一個清晰的答案。

還有,年輕運動員離鄉別井所須的心理支援不容忽視。不過,這個問題相對較易解決。香港每年也有不少莘莘學子負笈海外,要找一些好的配套案例作參考並不困難。體院亦可聘請運動心理學家或治療師照顧年輕運動員,盡可能減低他們思郷的情緒起伏。

其實,即使成功落實了資助年輕運動員出國受訓的改革建議,舊制度遺留下來的問題並不可能迅速消失得無影無蹤。畢竟,現時重點支援的運動項目始終累積了一些優勢;參與非重點支援運動項目訓練的年青運動員須花更大的氣力去證明自己的潛質,說不定最後還是要先自費參加比賽,待拿到好成績後才得到資助。因此,可以預期的是,計劃付諸實踐後仍須有一個過渡期去把目標和現實拉近。

無論如何,運動界別肥上瘦下的問題亟待扭轉。在原則上,資助具潛質年輕運動員出國受訓毫無疑問是項好建議,只是基於上述隱憂,改革推行得太急速會引起運動界別保守派的反彈,而基於運動精英化層面的競爭激烈性,改革推行得太慢,則既被領先國家拋離更大的距離,亦被後來者居上。問題棘手之處,正在於此。

 

註:本文旨在較詳細解釋作者在《左右紅藍綠》《Sunday 有理講》所表達的觀點。
原文載於體路

從非重點支援運動項目中發掘出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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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前,香港跳繩代表隊再一次在世界大賽中奪取佳績。遺憾的是,這個近年頗常為港爭光的隊伍在出發前需自籌經費作賽,獲取佳績後仍未得到一些事後的官方補貼,反映了一個極為荒謬的狀況:在「先獎牌後資助」的論功行賞制度下,竟有運動員在大賽獲取佳績而得不到制度的認可。

「先獎牌後資助」制度所衍生的問題,相信已不用多說。不過,以目前的資助制度和整體實力而言,批評教練團隊和運動員重亞運、輕奧運的部署是有欠公允的。我們亦難以一步到位徹底改革現時的資助制度。可是,正正是因為要妥協接受論功行賞制度,我們更不應再接受有運動員為港爭光卻得不到應有回報的局面。

就以香港跳繩代表隊為例。根據目前的資助制度,這個團隊要進入體院的重點支援對象確是未見曙光,但在他們發動眾籌的同時,港府和體院是否應該派人與他們商討如何提供一些實報實銷的支援呢?具體地說,這個香港代表團隊仍須眾籌集資,但港府和體院可向他們作出承諾,每次他們在世界賽中奪取佳績後,便向他們提供一些實報實銷的津貼(例如機票和酒店費;必須具備明確的單據)。與此同時,香港跳繩代表隊須接受一個殘酷的現實,就是當拿不到好成績時,便得不到港府和體院的津貼。

驟眼來看,這個建議十分功利,但這個短期改革建議並不會令香港跳繩代表隊有任何損失。教練團隊和運動員可以雙軌並行,既在網上發動眾籌,亦爭取向港府和體院拿一些補貼。可以預期,官方的補貼金額不會高至打消市民捐助運動員的念頭,但倘若真的可以令跳繩隊做到收支平衡甚或有少許盈餘,那同樣是他們應得的,而這亦有助減輕他們下次參賽的財政壓力。

最壞的情況,是他們參賽後拿不到好成績,然後得不到論功行賞的實報實銷津貼,但縱然如此,情況並不見得比現時他們面對的更壞。而且,香港跳繩代表隊日後參賽仍有希望重新獲得實報實銷的津貼,這已比沿用現時制度一成不變優勝得多。所以,港府和體院不妨以香港跳繩代表隊作為改革實驗的支援對象,待運作成熟後把相關建議應用到支援其他非重點支援運動項目上。

當然,長遠而言,改變運動項目的資助評核方式是不可迴避的議題。正如香港棒球總會副主席區學良所說,要在發展已逐漸成熟的運動項目中抽取一些資金去補貼仍在發展階段中的運動項目是不合理的,但用同一把尺去衡量所有事情,同樣會扼殺一些有發展潛力的非重點支援運動項目。

其實,在一些世界或亞洲整體發展較遲起步的運動項目中,香港要追上列強的難度相對較小。因此,體院在改革支援制度時可加入這一點作考慮。奪取獎牌不應是唯一的考慮因素,但如果我們真的要重視奪得獎牌,那倒是可做得更具策略性的。

 

作者註:本文旨在較再補充解釋作者在《Sunday 有理講》所表達的觀點。
原文載於體路

淺談1750年代至1920年的法國賽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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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制度多年來一直仿傚英國,有部分本地馬圈人士甚至對香港賽馬的悠久歷史引以為傲。但相對於法國,香港的賽馬歷史只是小巫見大巫。

法國賽馬歷史:舊政權年代至拿破崙年代

有關法國貴族之間的現代賽馬活動記錄,最早可追溯至18世紀中葉。此外,根據目前的歷史文獻記載,賽馬彩票最早曝光的地方,不是在現代賽馬發源地英國,而是在路易十四的婚禮中(趙春江,2011,頁107)。

儘管路易十四在位期間,英法關係只屬一般,但部分法國貴族仍對引入英式賽馬樂此不疲,其中Lauragauais伯爵可謂功不可抹。經他的穿針引線,法國得以在1765年2月28日首辦英式賽馬活動(參考同上),但整體而言,當時法國的賽馬活動只限於本土貴族的閒時玩意,並無專門的管理機構編制嚴謹的賽程安排。

後來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接連爆發,舊政權的貴族大多自顧不暇,遑論有餘力推動賽馬發展。直至拿破崙復辟君主制後,法國才再一次有意識到推動賽馬發展。拿破崙在1805年8月31日下詔成立7個育馬中心(Wilkinson, 2017a)。另外,當時法國賽馬活動分成初賽和決賽,初賽在6個省份舉行,晉身決賽的代表在巴黎會師以一決雌雄(Ibid.)。

不過,儘管在差不多同一時期,拿破崙為了紀念打敗俄奧聯軍,下令在巴黎市中心興建凱旋門,但他並無以「凱旋門」冠名任何賽馬賽事。此外,受制於中央官僚化的管理,加上當時法國較重視培育重鞍馬(heavy saddle horses)的風氣,故法國賽馬在拿破崙年代並不蓬勃(Ibid.)。

法國賽馬發展:班旁王朝復辟至奧爾良王朝

拿破崙在1815年被推翻,班旁王朝再一次回歸法國,並下令停建凱旋門。「凱旋門」這個政治不正確的名字,自然不會出現在當時的賽馬活動之中。

後來,法國在1830年爆發七月革命,班旁王朝被奧爾良王朝取而代之,新任法國國王路易腓立除了把國旗改為法國大革命的三色旗外,還批准凱旋門修建再次復工,凱旋門的修建遂於1836年竣工。

儘管如此,路易腓立亦無以「凱旋門」冠名任何賽馬賽事。不過,法國賽馬在1830年代有一些突破性的發展。英國赫特福德侯爵次子Lord Henry Seymour(他從未居住在英國)先在1831年成功邀請後來被部分人譽為「法國草地賽事之父」的天才練馬師湯馬士.卡特(Thomas Carter Senior)來到法國布瓦發展(THE VAULT, 2018),後在1833年成立法國賽馬促進會(Société d'encouragement pour l'amélioration des races de chevaux en France),其主要會員亦包括當時的法國儲君路易腓立長子斐迪南(奧爾良公爵)和內穆爾公爵(Duc de Nemours)(Wilkinson, 2007a)。

翌年,英國人湯馬士·拜倫(Thomas Bryon)協助法國賽馬促進會編定賽期表(Calendrier de Courses de Chevaux),為日後法國賽馬制度化奠定重要的基礎(Ibid.)。此外,距離巴黎市中心約50公里的尚蒂伊馬場亦在同年落成,它成為了絕大部分純種馬訓練和比賽的重地(Ibid.)。當中的戲肉,是自1836年設立的「賽馬會錦標」(Prix du Jockey Club),亦稱「法國打吡大賽」,這項賽事在1942年或以前的途程為2500米,首兩屆賽事分別由「Franck」和「Lydia」勝出,這兩匹賽駒不約而同由Henry Seymour擁有(Ibid.)。

值得一提的是,Henry Seymour對法國賽馬的最大貢獻,是他在1835安排湯馬士.卡特轉到尚蒂伊馬場發展。此舉對法國賽馬往後的發展有革命性的影響(Wilkinson, 2007c)。單是1936年至1938年,湯馬士.卡特便分別憑訓練出來的「Franck」、「Lydia」和「Vendredi」完成「賽馬會錦標」三連霸,為其家族往後雄霸法國馬壇百多年奠下了根基(Ibid.)。他培訓出來的練馬師Henry Jennings和Tom Jennings後來亦成為法國非常具影響力的賽馬家族先賢(卡特家族把Ann Carter和Mary Ann Carter分別許配給Henry Jennings和Tom Jennings,兩大家族在法國馬壇的地位因而更為鞏固)(Ibid.)。

另外,法國銀行大亨、賽馬愛好者查里斯·拉菲特(Charles Laffitte)在1938年入主尚蒂伊馬場(Wilkinson, 2007a)。他不顧部分當地練馬師反對,大幅度改善馬場的設施(Ibid.)。直至隆尚馬場落成前,尚蒂伊馬場一直是法國最重要的馬場。除了「賽馬會錦標」外,於1843年開始設立的「戴安娜賽馬大獎賽」和於1858年開始設立的「莊柏德大賽」,亦是主要在尚蒂伊馬場上演的傳統大賽。此外,在數據統計上,它在1842年容納了約200匹賽駒,另有12個英籍練馬師以它作為主要的練馬基地;1845年,英籍練馬師的數目更增至20個 (Wilkinson, 2007b)。

不過, 1830年代的法國賽馬整體發展仍非常落後。例如盛傳當時有貴族曾表示,法國人對賽馬一無所知,卻又過於自負,不願學習新事物(Wilkinson, 2007a)。此外,Henry Seymour在當時只集中參與英人和尚蒂伊馬場圈子的賽馬活動,對其餘的則完全不感興趣(Ibid.)。縱然這種心態多點帶有精英主義,但這亦側面反映了當時法國整體的賽馬水準仍非常參差。

更甚的是,在1840年代,一連串的事件嚴重窒礙當時法國的賽馬發展。首先,在1840年的「賽馬會錦標」,Henry Seymour擁有的賽駒「Jenny」在賽前被視為贏面壓一的大熱門,但牠最後敗給Eugene Aumont的「Tontine」,屈居亞軍(Ibid.)。賽後,Henry Seymour質疑指對手調包,那匹所謂的「Tontine」,其實是英國年輕雌馬「Herodia」(Ibid.)。雖然這項指控最後未經證實,但賽果舞弊疑雲已籠罩着當時整個尚蒂伊馬場。Henry Seymour在1842年決定不再參與法國的賽馬活動(Ibid.)。同一年,奧爾良公爵死於意外(Ibid.)。此外,湯馬士.卡特的愛徒Tom Jennings和Henry Jennings兩兄弟在1844年鬧翻(直至普法戰爭爆發後二人才和好如初),導致Tom Jennings轉往意大利都靈為薩伏伊王子在皮埃蒙特建立英式的賽馬活動(Wilkinson, 2007c)。數個法國賽馬巨頭的離場,使尚蒂伊馬場的賽馬盛事褪色了一段頗長的時間。加上1848年法國爆發二月革命,那年的「賽馬會錦標」和「戴安娜賽馬大獎賽」被迫轉至馬賽舉辦,所以大致來說,整個1840年代,法國賽馬發展如同國家命運般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

拿破崙三世帝制復辟年代:興建隆尚馬場、設立「巴黎大賽」

法國二月革命推翻奧良爾王朝後,法國第二共和得以短暫成立,拿破崙三世出乎意外地以壓倒性的姿態勝出第一屆總統選舉。但當時法國的政局尚未穩定,它的賽馬發展在宏觀上亦難言有甚麼突破可言。事實上,19世紀中的法國賽馬發展只集中在極少數的精英手上,遠遠未能成為普及文化的一部分(Wilkinson, 2007b)。相對於當時經常坐擁10萬名觀眾的英國打吡大賽和聖烈治錦標(英國三冠尾關賽事,2800米草地平地賽,限三歲),法國大賽的入場人數失色不少(Ibid.)。問題的另一關鍵,是尚蒂伊馬場距離巴黎甚遠(當時而言),平民須經過路程顛簸且昂貴的火車旅程才能到達目的地,這進一步減低他們入場觀賞賽事的意欲(Ibid.)。還有,英國大賽的獎金遠比法國的吸引(Ibid.),馬壇精英雲集在英國而非法國實屬正常不過的事情。

當時唯一較慶幸的是,法國工業家暨大馬主Alexandre Aumont於1850年成功游說Tom Jennings重返法國發展,在貢比涅(Compiègne)成為一個練馬師(Wilkinson, 2007c)。雖然Aumont在1852年便因生病的緣故而把所有與賽馬有關的財產以一萬歐元售給某個拿破崙軍隊將領之子Comte Frédérick de Lagrange,但他就說服Tom Jennings回流法國的所付出的努力,事後證明能為法國賽馬發展帶來重大的突破,稍後部分將再詳談。

從宏觀角度而言,直至拿破崙三世成功發動政變復辟帝制後,法國的賽馬發展才逐漸重新充滿了活力,並且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峯。無可否認,拿破崙三世在政治方面有很多備受爭議的地方,例如過度中央集權、迫害知名異見人士雨果、過度軍事擴張等,但他在法國賽馬發展確是貢獻良多。首先,他批准以巴黎市中心以西數公里的布倫公園作為隆尚馬場的選址(香港賽馬會,2005)。在他的帶領下,隆尚馬場在1857年完工。同年4月26日,他「與皇后歐仁妮為隆尚馬場主持開幕,吸引了大批觀眾入場觀賞」(參考同上)。他們二人亦曾「駕駛私人遊艇至塞納河下游來觀看第三屆隆尚賽馬比賽」(Charlie, 2013)。雖然當天傾盆大雨,但仍吸引不少觀眾入場(Wilkinson, 2007b)。有見於此,賽馬促進會決定往後在隆尚馬場舉辦秋季和春季賽事(Ibid.)。

此外,經過與英國賽馬旗幟人物、海軍上將亨利·約翰·魯斯的商討後,賽馬促進會在1863年設立「巴黎大賽」(Grand Prix de Paris),旨在吸引歐洲各地(以英國為首)級數最高的三歲馬同場競技,勝方人馬由拿破崙三世親自頒獎(Ibid.)。當然,昔日「巴黎大賽」的規模與今時今日的不可同日而語,但在設立「凱旋門大賽」前,它一直是法國最具代表性的賽馬賽事。但值得一提的是,英法雙方在商討設立「巴黎大賽」的過程中一度出現阻滯,事緣英方不欲在周日參與賽事,法方相信賽事的設立只會淪為英方的囊中物(Ibid.)。事實亦證明,「巴黎大賽」設立初期基本上也是由英國代表賽駒壟斷勝出的。

(其實,法國賽馬界在19世紀中亦意識到須透過賭博來吸引平民關注賽馬和賺取更多資金改善經營環境(Wilkinson, 2007b)。「1870年,巴黎實業家奧萊發明了賭馬彩票」,這種以賭博帶動賽馬運動發展的模式迅速成為世界的主流(環中馬術,2016),但這亦引伸了不少道德爭議,惟在此不作詳談。)

無論如何,法國賽馬在1850年代後期至1860年代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輝煌。稍早前提及到,Tom Jennings受到Alexandre Aumont的邀請而在1850年重返法國成為練馬師,而Aumont又因患病的緣故被迫把自己建立的賽馬業務售給Frédérick de Lagrange。在發生那兩項變動的一刻,當時賽馬界別的人士並不太為意它們會為法國賽馬帶來怎樣的重大改變,但事實是,野心勃勃的Frédérick de Lagrange與才華橫溢的Tom Jennings一拍即合。他們意識到法國賽馬的發展不能局限於本土,尤其當時的法國賽馬發展存有不少局限,這些局限都不可能透過短期急速的改革而有所改變的。如是者,他們把目標設定為壟斷法國大賽之餘,亦計劃衝擊英倫的大賽錦標(Wilkinson, 2007c)。在實際操作上,他們除了繼續維持尚蒂伊馬場訓練基地的既有運作外,還在英國紐馬克特馬場設立新的基地(Ibid.)。據統計,Tom Jennings平均每年在尚蒂伊馬場和英國紐馬克特馬場之間來回達30次(Ibid.),即使放在今天來看,這個年均往返次數對大部分練馬師來說仍然是非常頻密的。

把發展規模大幅度擴大,難免要冒「顧此失彼」的風險,但事實證明,Tom Jennings和Frédérick de Lagrange的賭博是成功的。從練生涯以來,Tom Jennings 10奪「賽馬會錦標」(史上最佳),當中有8次是透過Frédérick de Lagrange的賽駒所取得的(Ibid.)。更重要的是,由Frédérick de Lagrange一手培育、交由Tom Jennings訓練的賽駒「Gladiateur」在1865年成為首匹勝出英國三冠大賽(二千堅尼,一哩、葉森打吡,2400米、聖烈治錦標)的法國賽駒,轟動一時(Ibid.)。此駒同時染指1865年的「巴黎大賽」和1866年的雅士谷金盃(大勝40個馬位)(英國最享負盛名的長途賽事,現為英國長途馬三冠系列首關),成為賽馬史上其中一匹傳奇賽駒(儘管此駒的配種生涯不算成功)(Ibid.)。

另一邊廂,與Tom Jennings有齟齬的Henry Jennings則在尚蒂伊馬場西南方的拉莫爾萊埃(Lamorlaye)設立練馬基地,主要替Frédérick de Lagrange的夥伴Baron Nivière訓練賽駒,Frédérick de Lagrange亦有與Henry Jennings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Wilkinson, 2007b),並且能夠在Tom Jennings和Henry Jennings合作之間取一個平衡。以Frédérick de Lagrange擁有的1850年代法國最佳賽駒「Monarque」(1857年英國古活盃盟主)為例,當牠在法國出賽時是由Henry Jennings負責主理,但當牠被安排在英國出賽時,則交由Tom Jennings訓練和照料(Ibid.)。

1870-80年代:法國賽駒冒起、Jennings家族與赫德家族通婚

然而,好景不常。在19世紀和20世紀,法國也曾因捲入與別國的戰爭而被迫停辦大部分賽馬活動。第一次停辦是在1871年,當時法國正與普魯士交戰,法國上流社會人士也無閒情逸緻參與賽馬活動。這場戰役對法國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戰敗的法國承受了沉重的經濟代價。有少部分法國人受國家戰敗的影響,終日沉迷在賽馬賭博的玩意上,但整體而言,經濟不景亦窒礙了平民參與賭博的意欲。此外,在爆發普法戰爭期間,Frédérick de Lagrange急不及待拋售大部分自己在法國持有的純種馬,把發展陣地轉移到英國(Ibid.)。

相對而言,在1860年代逐漸把發展重心放在英國的Tom Jennings所受到的影響則較小。在普法戰爭結束後的兩屆雅士谷金盃賽事,他憑藉另一個法國馬主C. J. Lefevre安置在英國賽駒「Mortemer」和「Henry」再度蟬聯錦標。無論如何,普法戰爭的影響較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輕微得多。Frédérick de Lagrange用了時間幾年便在英國成功重整旗鼓,由1876年起成為英國國內的最大馬主,擁有約100匹馬(Ibid.)。1878年,Tom Jennings和Frédérick de Lagrange再度聯手攻下雅士谷金盃(賽駒:「Verneuil」)。

其實,在1870-80年代,法國代表賽駒勝出英國的大賽錦標已不再是甚麼新奇的事。甚至乎,當時開始出現一些法國種馬對後世的影響力比英國的毫不遜色。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由湯馬士.卡特的兒子Thomas Carter Jr. 訓練且持有一半擁有權的傳奇雌馬「Plaisanterie」(當初以825法郎購入)。此駒在三歲時錄得15戰14戰的佳績(Ibid.),包括囊括德國馬壇最高榮譽拜仁大賽(Grosser Preis von Baden)、英國紐馬克特馬場秋季雙料傳統賽事Cambridgeshire讓磅賽和Cesarewitch讓磅賽(首匹贏得此項賽事的法國賽駒)等(THE VAULT, 2018)。此駒退役配種後影響力無遠弗屆,橫跨兩個世紀,例如2013及2014年法國凱旋門大賽冠軍「卓芙」的長線血統正正可追溯至「Plaisanterie」(「卓芙」的練馬師Criquette Head-Maarek是Jennings家族和赫德家族的後裔,稍後將再作探討)(Ibid.)。

法國賽馬的冒起,招致英國不少馬壇人士的震驚和妒忌。他們紛紛指責法國馬圈人士違規使用禁藥摧谷馬匹(Wilkinson, 2007b)。就連一向取態較溫和的英國最大練馬師Matthew Dawson也逐漸視Tom Jennings一干人等為入侵英國的法國人 (Ibid.)。法爾茅斯子爵Evelyn Boscawen則向魯斯上將施壓,要求他爭取法國也全面開放賽事予英國賽駒參與(Ibid.)。受到了英國馬壇人士的排斥,加上年紀開始老邁,Tom Jennings在1880年代中後期開始在英、法兩國馬壇的影響力逐漸下降,最後在1900年12月12日以76歲之齡離世,結束輝煌的一生。

相比之下,集中在法國發展的Henry Jennings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普法戰爭的影響,但憑藉Jennings家族和卡特家族長年在法國累積下來的底蘊,他很快便重新站穩陣腳。1873年,他為12個馬主合共訓練78匹賽駒(Wilkinson, 2007c)。儘管Henry Jennings的性格頗為躁動、不時與馬主發生衝突,但有賴他的髮妻Ann Carter從中調和,使他仍然得到不少馬主的長期支持(Ibid.)。另外,他以不斷嘗試新的練馬方法而聞名(Ibid.)。從練以來,他的最大成就是在隆尚馬場10奪法國準則大賽( Grand Critérium,兩歲馬限賽;尚盧利加迪大賽的前身),海外成績則相形見絀得多 (主要成就為贏得紐馬克特馬場的Select Stakes和Cambridgeshire讓磅賽而已)(Ibid.)。

1887年,Henry Jennings的髮妻以74歲之齡逝世,兩人並無子女(Ibid.)。令人震驚的是,Henry Jennings迅速另娶了他髮妻的年輕侄女Mathilda Watkins,甚至有跡象顯示,Mathilda Watkins在婚禮上已懷有Henry Jennings的骨肉,這可算是一宗驚動當時整個法國馬壇的醜聞(Ibid.)。無論如何,他們的女兒Henrietta Jennings和19世紀末法國馬壇中最成功的騎師(後來成為了著名練馬師和馬主)威廉.赫德(William Head)通婚。透過通婚,赫德—Jennings家族不但在一戰爆發前雄霸法國馬壇,他們的後裔在法國馬壇的影響力一直延續到今天(他們的兒子Alec Head在1924年出生,二戰後成為法國首屈一指的練馬師和育馬;Alec Head的兒子Freddy Head在1960-70年代四奪凱旋門大賽,其女兒Criquette Head-Maarek是世上其中一個最成功的女性練馬師。)(Ibid.)。

此外,華生家族(Watson Family)在1890年代也來到尚蒂伊馬場發展,試圖分一杯羹。基於赫德—Jennings家族的龐大勢力,華生家族來到尚蒂伊馬場初期並未能分到多少甜頭,但後來透過與Cunnington家族的男性George和Elijah通婚後,兩個家族亦逐漸在法國馬壇站穩一席之地(George Cunnington Senior在10歲時被送往法國跟進Tom Jennings學藝,他後來迎娶了卡特家族的Maria Carter)。

為何「凱旋門大賽」成功取代了「巴黎大賽」的地位?

簡單而言,法國賽馬歷史的進程不僅講究純種馬的血統,更與數個賽馬世家錯綜複雜的相互通婚安排密不可分。這種類近政治婚姻的結盟,有助他們鞏固在法國馬壇的影響力,用現今的術語來說,就是「贏在射精前」。

在1900年代,卡特家族、赫德—Jennings家族、Cunningtons家族和Watsons家族成為了法國馬壇的中流砥柱,他們的努力亦拉近了法國賽馬和英國賽馬之間的水準差距,但說到兩者要平分秋色,始終還是相差甚遠。未幾,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法國忙於戰事停辦[了所有的]傳統大賽,這對往後法國賽馬的發展帶來極大影響。法國雖是一戰戰勝國,但戰爭過後,國內百廢待興,賽馬活動也處於低迷期。

由於賽駒的競賽黃金期非常短暫,平均不足兩年,法國停辦賽馬活動的數年間,國內一代頂級賽駒也年華老去。加上一戰時國內育馬者並無精力培育新血,導致戰後的法國賽駒出現青黃不接的問題。

為了重新尋覓優良的種馬,法國賽馬促進會(法國賽馬會前身)在1920年初提議舉辦新一項國際大賽,讓世界各地有配種能力的頂級賽駒參與其中。當時同盟國以巴黎凱旋門作為紀念一戰勝利象徵,該項賽事也名為『凱旋門大賽』,而賽事途程則定為長途賽事中最常見的2,400米。[……]

傳統的巴黎大賽和賽馬會錦標只限三歲雄馬和雌馬參賽,但凱旋門大賽則容許三歲或以上的雄馬或雌馬同場較量,相形之下後者更具代表性」(楊庭輝、郭文德,2017,頁B17)。如是者,凱旋門大賽逐漸取代了巴黎大賽成為了法國地位最高的草地大賽。

更值得強調的是,在設立凱旋門大賽前,歐洲馬壇一直認為英國大賽的含金量比法國的高出一籌,由法國馬圈人士不時安排最頂級的法國賽駒到英國角逐大賽以證身價便可見一斑。然而,舉辦凱旋門大賽逐漸扭轉了這種約定俗成的觀念,可說是法國賽馬發展進程的其中一大分水嶺。兩年後將是凱旋門大賽設立100周年(因二戰關係,1939年和1940年停辦此賽),有機會再跟大家探究這項大賽的歷史。

花絮:凱旋門大賽名人堂

Charles Semblat是首個以騎師身分三奪凱旋門大賽(1927、1931和1932年),且能夠衛冕這項錦標的騎師,他退役成為練馬師後,更再四度染指凱旋門大賽(1942、1944、1946及1949年),可謂是「騎而優則練」的佼佼者。

但單論從騎生涯的戰績,Charles Semblat並非是最出色的一位,因為其後有數名騎師能夠四奪這項大賽。當中,Jacques Doyasbère在1951年成首個達到此舉兼曾衛冕這項大賽的騎師(1942、1944、1950及1951年),其後再相距廿八年,才有一位名為赫德的騎師能夠四奪凱旋門大賽,但他並未能同時做到衛冕這項錦標的壯舉(1966、1972、1976和1979年)。

直至1980年代,騎師魏德禮改寫了這項賽事的歷史。他在1980年至1987年四度勝出此項大賽,並且在1985年至1987年期間,成為首個完成三連霸壯舉的騎師。

其後,柏兆雷亦能做到類似的壯舉。他先在1996年至1998年完成三連霸,然後在2012年夥拍「蘇林美亞」第四度四奪凱旋門大賽。不過他由第一次至第四度贏得此項錦標所花的時間遠超於魏德禮所花的。

2017年,戴圖理破天荒成為首位能夠六奪凱旋門大賽冠軍的騎師(「臨泰來」(1995)、「生氣」(2001)、「馬威霸」(2002)、「金號角」(2015)和「成全寶」(2017,2018))。

無論如何,歷來只有極少數騎師能夠在這項歐洲最高級別的草地大賽奪魁而回。事實上,當今歐洲兩大高手莫雅和蘇銘倫迄今也只能勝出兩屆凱旋門大賽,足見這項大賽的競爭程度是何等的激烈。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參考資料:
香港賽馬會(2005):〈隆尚馬場〉,載《香港賽馬會網頁》,2005年9月29日。
楊庭輝、郭文德(2017):〈綠茵闖蕩 卻闖不進凱旋門關〉,載《香港01周報》,2017年10月9日,頁B17。
環中馬術(2016):〈法國人的賽馬文化〉,載《環中馬術》,2016年5月10日。
趙春江(2011):〈法國的賽馬業〉,載《現代賽馬》,北京: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頁107-114。
Charlie(2013):〈隆尚賽馬場〉,載《第1賽馬網》,2013年11月29日。
THE VAULT. (2018). Horse racing past and present.THE VAULT, 30 August.
Wilkinson, David. (2007a). Les Anglais in France: Introduction.Thoroughbred Heritage.
──. (2007b). Les Anglais in France: Cross-Channel Exchanges.Thoroughbred Heritage.
──. (2007c). Les Anglais in France: The Families.Thoroughbred Heritage.

(作者按:本人早前接受第2595期《明報周刊》(2018年8月4日)有關賽馬與動物權益的訪問,惟報道中有三點與本人所表達的有些出入,特予以澄清:一、本人在小學時已發現勝出的頭馬與血統有關連性,而非中學時才發現;二、文中引述本人曾聽聞有研究指,「超過1300磅的馬匹,跑三次後,馬腳就無法承受」,但記憶所及,本人的說法是「我聽過另一種不成文的說法是,超過1300磅的馬匹,很可能跑幾次後,馬腳就無法承受。」畢竟,香港現役馬中有一匹逾1300磅的賽駒,名為「平湖之星」,在受訪期間,該駒已在港出賽11場,本人當時亦有提及相關的反例;三、文章引述本人描述「明月千里」的例子時出現了少許技術上的錯誤,正確陳述應為:「……不過,另有例子,馬匹在陣上雖然自知不妥(感痛楚),但仍會盡力跑畢全程,像『明月千里』,今年3月跑香港金盃,最後直路階段不適,但仍然捱到終點,賽後被發現流鼻血。」)


巴基之星角逐香港盃抑或香港瓶的取捨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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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又一年,香港沙田馬場將於下個月再一次上演四項國際一級賽,屆時其中一項焦點必定放在「巴基之星」身上。作為去季女皇盃盟主和前季香港打吡亞軍,「巴基之星」角逐 2,000 米途程的實力已不容置疑,但早前有報道指,告東尼有意安排牠角逐 2,400 米途程的香港瓶,而非香港盃。這則消息一出,旋即引來馬迷的熱議。畢竟,過往廿年,香港只有「原居民」和「多名利」兩匹代表(牠們皆為愛爾蘭自購馬)能夠勝出香港瓶。換言之,這項大賽可謂是外國長途賽駒的天下。況且,香港盃近廿年的國際地位始終略高香港瓶一籌。上述各種因素加起來,不禁讓人懷疑,到底安排「巴基之星」挑戰香港瓶是否明智呢?

事實上,「巴基之星」角逐 2,400 米大賽的能力尚待更多的證明。雖然牠同時貴為去季冠軍暨遮打盃的盟主,但那場賽事的水準十分參差,同時只有亞軍的廐侶「時時精綵」稍值一提。其實,後者角逐長途的能力極其量只具備歐洲二線的級數。因此,以去季冠軍暨遮打盃的戰績來證明「巴基之星」已具備在頂級長途大賽爭霸的實力,不免有點牽強。值得一提的是,屆時香港瓶將有多匹外國代表列陣,臨場步速和賽事的壓迫性將截然不同,以去季冠軍暨遮打盃與其相提並論的意義並不大。

不過,從血統和陣上的腳法來看,「巴基之星」理應亦可應付一般 2,400 米的級際賽。誠然,Sharmardal 子嗣大多較擅長角逐 1,800 米或以下的途程。然而,儘管「巴基之星」遺傳了父系血統的基本作戰能力,但牠一直以來的身型和腳法均與母系血統的性能較接近,這亦是筆者由始至終也未對牠角逐一哩賽事有所憧憬的原因。

目前而言,「巴基之星」的最佳途程應為約 2,000 至 2,200 米。如果在日本或杜拜的大馬場競跑,牠亦應該能夠在 1,800 米的大賽中交出具威脅的表現(只要在最後直路階段有足夠的衝程)。

在筆者心目中,踏入五歲後的「巴基之星」已與昔日的「佳龍駒」相差無幾。縱然牠與「馬克羅斯」在中距離賽事互有勝負,但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狀態進度分野的問題。若然兩駒同時在 2,000 米大賽中交出最佳表現,那仍以「巴基之星」佔有優勢(但在數天後舉辦的中銀香港馬會盃中,「巴基之星」還是較「馬克羅斯」稍佔下風。從告東尼的部署手法來看,「馬克羅斯」固然是本港不可多得的中距離賽駒,但「巴基之星」才是更具機會代表香港遠征爭光的一匹。所以,他傾向較早提升「馬克羅斯」的狀態以便在本土的級際賽中爭取佳績,「巴基之星」季內的首個目標,則早已鎖定在下個月的國際大賽中。)

無論如何,雖然「巴基之星」角逐香港盃的勝算較高,若然告東尼最終仍然堅持安排「巴基之星」角逐香港瓶,筆者還是可以理解的。從部署遠征的角度而言,「巴基之星」實需要進一步測試角逐 2,400 米的真正實力,尤其近日傳出告東尼有意安排牠遠征杜拜或日本的中長途賽事(例如 2,410 米的杜拜司馬經典賽和 2,200 米的寶塚紀念賽等),那便更有必要找到難度適中的賽事作為進軍海外大賽的試金石。雖然今屆香港瓶的報名馬匹名單包括應屆凱旋門大賽季軍「繁星布」、殿軍「樹林之靈」、第五名「卡帕利島」、第七名「植物園」以及上屆香港瓶冠軍「里見皇冠」等,但牠們尚不算是世界最頂級的中長途賽駒,加上牠們經過一整季的作戰(香港的賽季與歐洲和日本的有所不同),狀態不免有所回落。況且,賽馬運動的主場之利往往較其餘大部分的運動項目更為明顯(要約一千磅的龐然大物短期內適應新環境並不容易,亦正因如此,才顯得遠征賽績的含金量),如果「巴基之星」在佔盡天時地利的情況下出撃仍然敗陣而回,那牠的幕後基本上可以打消遠征海外的念頭了。

至於坊間有言論指,「巴基之星」理應盡快遠征歐洲以證身價,那才是最不明智的想法。目前歐洲的中長途大賽有應屆凱旋門大賽冠、亞軍「成全寶」和「海都名門」坐陣,中距離大賽則有「猛獅怒吼」、「金庫神偷」和「晶瑩汪洋」嚴陣以待。即使在中立場地較量,「巴基之星」亦沒有明顯的勝算,更何況是貿然深入敵方的陣地作戰呢?這種想法,根本與去年有言論要求曹星如直接與井上尚彌對撼毫無分別。

「尊王攘夷」運動充斥着恐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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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年,《明報月刊》在今年五月號和八月號分兩期專題探討這件被喻為「亞洲版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大事對日本以至世界往後發展的重大影響。這兩個專題的涵蓋面甚廣,對一般對日本史有興趣的讀者來說可起溫故知新的效果。無獨有偶的是,明治維新和法國大革命均與恐怖活動脫不了關係。不過,法國大革命的白色恐怖活動主要是由當時的法國執政黨雅各賓俱樂部發動,它可謂是國家主導的恐怖襲擊(state-sponsored terrorism)的範例(註一),明治維新則與 1850 年代後期至 1860 年初「尊王攘夷」運動有莫大的關聯性,當中涉及一連串非國家行動者排外和針對幕末當權者的恐怖活動。本文將集中釐清後者的來龍去脈。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馮煒在〈「明治維新」的前提是政變〉一文分析指,明治維新的出現,其實是緣於「櫻田門外之變」和「王政復古」這兩場重大政變所致。不過,可能基於版位的問題,他的文章並沒有提到這兩場政變之間的一些不容忽視的暴力血腥的轉折。其實,「櫻田門外之變」本身就是有組織地反撃「安政大獄」的暗殺活動,它的爆發迫使幕府放棄採用強硬鎮壓路線,改為正式推動「公武合體」,包括特赦原先被井伊直弼處罰的水戶藩和支持他們的大名、破格任命一些外樣大名擔任幕府職位等(註二)。可是,幕府的改變不但沒有成功使極端分子銷聲匿跡,還掀開了新一輪恐怖活動的序幕。當時有些主要出身在日本西部中低下家庭、自稱為「志士」的人強烈反對「公武合體」。他們既承受了培里叩關所帶來通貨膨脹的影響,亦深感自己的出身低微窒礙仕途升遷,導致自己在藩學所接受的教育無用武之地(註三)。在日本被迫開放貿易後,這批「志士」紛紛來到京都和江戶的私塾和劍術學堂,期間潛移默化地接受了「尊王攘夷」的指導思想,並試圖以發動恐怖活動(「天誅」)來把該指導思想付諸實踐(註四)。

在 1859 年和 1860 年,橫濱的「志士」率先發難,殺死數個外國官員和商人(註五)。然後,在一八六一年,薩摩藩某個極端主義分子刺殺美國公使館翻譯官亨利.修士肯,水戶藩的「志士」則突撃了駐於江戶的英國公使館(註六)。1862 年至 1864 年是「尊王攘夷」恐怖活動的高峯,期間爆發了松平春嶽住所受襲、土佐藩參政吉田東洋被暗殺(註七)、島津久光的武士衛隊斬殺誤闖島津久光佇列的英國商人查理斯.理查森(「生麥事件」)、長州攘夷派「志士」突然以海濱的大炮炮轟試圖經下關海峽往上海的美國商船、長州藩「志士」襲擊皇宮試圖使孝明天皇擺脫幕府的掌控等(註八)(值得一提的是,「尊王攘夷」志士發動的恐怖活動主要為政治暗殺而非無差別攻擊平民的恐怖襲擊,但當中亦涉及一些攻擊外國商人和職級較低的外國官員以圖恐嚇外國政府和削弱幕末政府的管治威信的行動,有些學者會把後者也歸類為恐怖襲擊)。

但是,「志士」過度擴張恐怖活動的規模,最終使「尊王攘夷」運動走向衰落。不難想像,一連串針對幕府和西方列強的恐怖活動會招致他們左右夾撃的報復。事實上,英國先在 1863 年七月大舉進攻鹿兒島,懲罰薩摩藩拒絕就殺害查理斯.理查森一事道歉賠款,繼而在 1864 年聯同法國、美國和荷蘭炮轟長州藩的海防設施,幕府則聯合薩摩和會津兩藩圍剿長州藩的「志士」,亦即分別是史學家所稱的「八一八政變」和「禁門之變」(註九)。孝明天皇雖然對攘外主義甚為熱衷,但他同時憂心「志士」的極端行動會徹底動搖整個封建制度,所以在爆發「八一八政變」後,他選擇了向鎮壓「志士」的松平容保和津島久光致謝(註十)。而經過「禁門之變」之後,「志士」的實力受到重挫,「尊王攘夷」運動因而走向式微。

事實上,「志士」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按照自己的意願,而非同時顧及開明派藩主和平民的利益來發動恐怖活動。觀乎「志士」連番發動恐怖活動的進程,他們的行動並未得到很多人的注意和同情,反而由於他們不時獨行獨斷,導致原先一些同情他們的藩主也漸趨與他們保持一段距離(註十一)。

無論如何,縱然「尊王攘夷」運動以慘敗收場,但它帶來了意料不到的重大間接溢出效應。「許多從 1864 年的戰爭中倖存下來的志士,回到自己的家鄉後依然積極參與政事」(註十二)。此外,「薩摩和長州遭受的轟擊也使每個人都見識到外國人的軍事優勢。薩、長二藩驚愕於幕府具有攻擊性的部署,也感覺到最後的較量不可避免,於是和幕府展開競賽,增加自身的『財富和力量』。各藩都通過長崎商人訂購了數以千計的步槍和大炮。長州藩考慮向外開放一個港口,薩摩藩則向英國訂購了以蒸汽為動力的棉紡廠和糖廠使用的機器」(註十三)。還有,正如馮煒教授所指,薩摩藩倒幕派首領西鄉隆盛在經歷了「八一八政變」和「禁門之變」後,對長州藩的實力甚為欣賞。凡此種種,皆為 1866 年成立「薩長聯盟」共同倒幕奠定基礎。倒幕維新取得勝利後,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山縣有朋等薩長倒幕領袖紛紛由幕末政府眼中的極端激進分子,變成了成就明治維新輝煌年代的重要歷史人物。

 

註一:魏英杰(2018):〈理性與暴力:對恐怖主義六種策略的分析〉,載《國際政治研究》(雙月刊),第4期,頁120。
註二:詹姆斯.麥克萊(2017):《日本史:1600-2000從德川幕府到平成時代》(譯:王翔),台灣新北市: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204-205。
註三、四、五:參考同上,頁206-207。
註六:參考同上,頁207。
註七:威廉.G. 比斯利(2012):《明治維新》(譯:張光、湯金旭),第一版,南京市:江蘇人民出版社,頁208-209。
註八:與【註二】相同,頁207-208。
註九:伊文成、馬家駿(1987):《明治維新史》,瀋陽市:遼寧教育出版社,頁287-289。
註十:參考同上,頁289-290。
註十一:與【註七】相同,頁209-210。
註十二:與【註二】相同,頁209-210。
註十三:參考同上,頁211。

以色列建國七十周年 紀念受壓迫的巴勒斯坦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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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除了是一戰結束一百周年外,亦是以色列建(復?)國七十周年、以色列、美國和埃及簽訂《大衛營協議》四十周年以及加沙戰爭爆發十周年,這三件大事對當代基督教發展有深遠的影響。然而,不難想像的是,不少香港基督徒連簡單探討它們的興趣和動機也沒有,遑論要求他們具備深究事件箇中來龍去脈的意識和自覺性。[1] 不過,縱然只有小眾讀者有興趣了解這三宗世界歷史事件,但筆者認為仍然值得專門撰寫一篇文章梳理它們的爭議性。

儘管不少香港基督徒認為以色列立國七十周年與自身關係不大,但他們也難以斷言否定,這件大事牽涉到聖經預言以色列復國的應許是否已經得以落實的爭議。可是,或許是基於片面的理解,或許是基於根深蒂固的刻板認知,不少基督徒(團體)對這項爭議的取態也是非黑即白,即是要不是全然擁抱錫安主義(Zionism,或「猶太復國主義」,下同),便是抽空地以基督教和平主義(愛與和平)來衡量事情對錯。

濫用武力壓迫異己 猶太民族非絕對正義化身

具體而言,錫安主義者多年來堅定宣稱,以色列在英國對巴勒斯坦託管的勢力範圍內復國是上帝的應許得以落實的標誌。他們把歷年來猶太人在異地寄居被迫害的事件當成應驗聖經預言的憑據,他們甚至認為,正因猶太民族屢次絕境逢生,才顯得上帝應許的真確性。[2] 事至今天,這種神權政治的進路仍極具影響力:為了紀念以色列獨立建國七十周年,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今年稍早前聯同以色列保守派執政黨聯盟推動《以色列猶太民族國家法案》(7 月 19 日在以色列國會以 62 票贊成 55 票反對通過),其中一項重要聲明就是重申現時以色列的領土範圍就是上帝的應許之地。[3]

然而,錫安主義錯誤地把猶太民族塑造成絕對和唯一正義的化身。聖經向來並無掩飾猶太民族背棄上帝的各種現象,當中包括政治領袖敬拜政治權力和軍事力量等偶像(但錫安主義者大多避重就輕不提及這部分的聖經陳述),這正好帶出一個重要的啟示:聖經並無說過基督徒具備一勞永逸判斷誰永遠屬於正義一方的辦法;以色列國家的政治領袖,也可以是敬拜政治權力和軍事力量等偶像的罪人。更何況,在建國和鞏固國家權力的過程中,以色列的軍政領袖多番向巴勒坦斯平民發動無差別攻擊。[4]

有不少時候,以色列更會把無差別攻擊的對象擴大至包括別國的阿拉伯人民,例如在埃以消耗戰爭期間炮轟鄰近約旦河西岸地區的埃及城鎮、1981 至 2006 年期間四度以對付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真主黨(Hezbollah)之名轟炸黎巴嫩,當中涉及刻意發動對黎巴嫩平民的無差別攻撃等。[5] 2008 年 12 月 27 日,以色列宣稱須強硬回應哈馬斯發動的恐怖襲擊,遂正式發動加沙戰爭。[6] 根據以色列官方的說法,以色列政府從無刻意挑起任何巴勒斯坦平民和組織的仇恨情緒,但事實上,多屆以色列政府均有預謀地把巴勒斯坦平民和阿拉伯人民邊緣化。[7] 即使在貶低阿拉伯語地位的《民族國家法案》未正式通過前,受影響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平民已更具備發動自衞攻擊的道德正當性。

誠然,過往法塔赫(Fatah)和哈馬斯等巴勒斯坦組織曾多次向以色列平民發動報復性恐襲,使以巴衝突的道德對錯更為錯綜複雜,但這不表示以色列可以把各種粗暴剝奪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平民權利的行徑合理化 [8],更何況以色列對無辜平民所造成的傷亡比例往往尤甚於自身所承受的數倍。[9] 值得一提的是,在加沙戰爭中,以色列軍方連番空空襲巴勒斯坦平民區和封鎖對方的物資補給線,令無辜者的傷亡數字與日俱增。部分以色列官員辯稱,以色列軍隊固然無意圖對居住在加沙的巴勒斯坦平民造成任何傷害,但實際上,容許對他們造成附帶傷害(collateral damage)有助提高以色列軍隊執行軍事任務的效率,譬如有效打消部分巴勒斯坦平民支持甚或掩護哈馬斯攻擊以色列軍隊的念頭。[10] 然而,由於附帶傷害的良好副作用並不能用作抵銷對無辜者所造成的傷害(不論是有意抑或無意),所以以色列官員的辯解並不符合正義戰爭理論對比例原則(即使是廣義上)的理解。[11]

空談大愛包容離地萬丈 以巴和談遙遙無期

在新仇舊恨交織的前提下,不着邊際地空談愛、和平、包容等基督教核心倫理價值,然後對使用暴力的以巴雙方各打五十大板並不是負責任的做法。一來聖經不乏戰爭殺戮的記載,如果說基督教只強調非暴力犧牲捨己的愛,那即是說以色列人離開埃及進入迦南期間所發動過的戰役,以至大衞對付非利士利人和掃羅軍隊的戰爭全都不能被證立。如是者,基督教和平主義者便有重新詮釋那些經文的必要性。二來抽空地挪用基督教和平主義的核心原則很容易忽略了特定情境的重要性。

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多年來的衝突為例,數方確是曾經試圖探索和談的可能性,四十年前以、美、埃三方達成的《大衛營協議》便是顯例。然而,各方對這份協議有不同的解讀,例如在時任法塔赫首領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眼中,這份協議明顯偏袒以色列和美國的利益,但中東問題專家、前美國白宮中東問題首席顧問丹尼斯.羅斯則認為,美國已曾數度向巴勒斯坦釋出善意,但阿拉法特不但不領情,而且默許他的親信 Muhammad Zaidan(又稱 Abu Abbas)策動挾持航班客輪阿基萊.勞倫號(殺死猶太裔美國公民里昂.克林霍弗)等針對猶太人的恐襲,因此巴勒斯坦亦有必要為拒絕談判付出沉重的政治代價。[12]

不過,實情是法塔赫後來曾經嘗試轉趨採取溫和取態,就以色列開出的「兩國方案」展開談判,但由於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壓迫從不間斷,所以法塔赫的溫和路線並不太巴勒斯坦人民的歡迎。[13]  反之,主張政教合一、勇武抗爭的哈馬斯先在 1987 年及 2000 年兩次「巴勒斯坦大起義」中嶄露頭角,繼而在 2006 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選舉中撃敗法塔赫取得壓倒性勝利,兩個組織以至以巴的對峙進一步加劇。[14] 縱然哈馬斯和法塔赫在去年開始和解,但面對美國總統特朗普明顯偏袒以色列的中東政策,加上以色列右翼勢力成功推動落實《猶太民族國家法案》,以巴和談已愈來愈不見曙光。[15]

加深認識以巴衝突 告別「小確幸」大過天

無論如何,儘管以巴衝突牽涉千絲萬縷的問題,但歸根究柢,始終源於以色列右翼勢力不時假借上帝之名剝奪巴勒斯坦平民的基本人權。作為與當地相距甚遠的平信徒,我們可以做到的事情固然十分有限,但總不能因而理直氣壯地表示巴勒斯坦平民無辜受壓迫與我們毫無關係吧?每年一度的除夕又再臨近,我們並不一定需要再在團契小組千篇一律地重覆分享「小確幸」感恩事項 [16],或執着於教會的除夕聚餐是否足夠豐盛的事宜上。其實,趁着假期花點時間加深對以巴衝突的了解,以及在禱告中紀念受壓迫的巴勒斯坦平民亦不失為一個良好的選擇。不過,筆者知道,在香港信徒群體中抱持着這種願景,最後還是一廂情願居多。

 

備註:
[1] 整體而言,香港基督徒群體的生態十分奇怪。其中一樣荒誕的常態是大談特談無關痛癢甚或明顯與聖經價值觀相悖的事,至於相關的重要事情則輕輕帶過(雖然這不一定是香港基督徒群體的獨有問題,但不能因此否定這不是個嚴重的問題)。例如,希伯來文聖經有不少篇幅談及戰爭,但以個人多年的經歷來說,基督徒群體談論戰爭的次數絕不多於五次(不包括神學院的學術研討會),其中有一次還是自己帶有關恐襲議題的團契週會時,自編自導自演延伸談及的。當然,人的精力和時間有限,不可能對每個議題也有深刻的洞見。然而,不少香港基督徒在智性上的匱乏,遠遠不止局限在個別議題上(但他們又冥冥中認為自己在多個議題上具備指點江山的資格)。更遺憾的是,一些聖經只曾提及過一、兩句,甚或需要讀者延伸幾層才勉強推論出來的話語,卻成為不少信徒心目中不容挑戰的信念。如是者,所謂的研究(讀)聖經,可謂是愈研愈膠。
[2] 〈以色列復國 70 周年 預言的應驗.不改變的約〉, 載《影音使團》,2018 年 5 月 9 日。
[3]  〈單一應許的猶太國?以色列強力通過《猶太民族國家法案》〉,載《轉角國際》,2018 年 7 月 19 日。
[4] 例如:
(i) 在 1947 至 1948 年期間,猶太人準軍事組織哈加拿(Haganah)領袖戴維.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以色列建國總理)不時策動針對巴勒斯坦平民的無差別襲擊(藉此創造空間給以色列建國),此舉保守估計造成約 70 萬巴勒斯坦人不情願地流亡至鄰近的阿拉伯國家成為難民。
(ii) 1950 年代,時任以色列參謀總長摩西.達揚(Moshe Dayan)在以色列軍隊中成立一個秘密行動小組(交由艾里爾.沙龍(Ariel Sharon)領導)跨境發動針對巴勒斯坦平民的攻勢。
(iii) 在第二次中東戰爭(1956 年)中,以色列與埃及交戰期間趁機屠殺了數以百計寄居在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難民。
See Slater, Jerome, “Just War Moral Philosophy and the 2008-09 Israeli Campaign in Gaz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2 (Fall 2012), pp. 46-47.
[5] Ibid., pp. 47-50.
[6] Ibid., p. 54.
[7] 例如透過修訂《國籍法》剝奪巴勒斯坦平民在以色列境內的公民權利、驅逐他們出境,以及透過「缺席者財產法」充公他們在以色列境內的財產等,詳見〈以色列通過惡法趕絕巴人 與種族隔離政策無異〉,載《香港 01》,2018 年 7 月 21 日;另自第三次中東戰爭(1967 年,或稱「六日/月戰爭」)起,以色列佔據了大量巴勒斯坦平民居住的加沙走廊,多年來一直嚴格控制當地的水電供應,又嚴禁當地運作機場和海港、中斷她與外界的商貿往來、多番破壞當地的農業收成等(即使2005年時任以色列總理沙龍宣佈以色列軍隊從當地撤出,當地的情況並無實際上的改善),See Slater, Jerome, “Just War Moral Philosophy and the 2008-09 Israeli Campaign in Gaza,” pp. 52-53.
[8] 〈以色列通過惡法趕絕巴人 與種族隔離政策無異〉,載《香港 01》,2018 年 7 月 21 日。
[9] Slater, Jerome, “Replies” in Brown, Davis, Gross, Michael L. Gross, Meisels & Slater, Jerome, “Correspondence: Just War Theory and the 2008-09 Gaza Invas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8, No. 1 (Summer 2013),  p. 170.
[10] Rodin, David, “Justifying Harm,” Ethics, Vol. 122 (October 2011), p. 104.
[11] Ibid.
[12] 當中包括在磋商《大衛營協議》期間力邀阿拉法特一起加入談判行列、於1980年代先後透過沙特阿拉伯和約旦詢問他是否願意在接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242號決議的前提下,巴勒斯坦被美國視作一個獨立民族看待、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在2000年向巴勒斯坦開出容許對方獨立建國並擁有97%約旦河西岸地區和100%加沙走廊的領土主權等,See Ross, Daniel, “Did Camp David Doom the Palestinians,” Foreign Policy, 19 October 2018.
[13] 李振良:〈恃美國撐腰 以憲法變歧視利器〉,載《信報》,2018 年 8 月 4 日,A24。
[14] 參考同上。
[15] 參考同上。
[16] 一般而言,團契小組也會有分享「小確幸」感恩事項的環節,但其實是否可以容讓弟兄姊妹有坦誠分享埋怨上帝的空間呢?另外,有些事情並非可以簡單用「感恩」和「埋怨」來黑白二分的。團契小組是否也應該容許弟兄姊妹有慢慢思索、延緩表達的空間呢?畢竟,感恩的可貴之處,在於真誠而非形式體面和次數眾多。此外,那些高度私有化的信仰分享大多缺乏公共討論和對話的價值(即使不論當中的真實性和神學性)。若然過分偏重於「小確幸」感恩事項的分享,那最後只會令信仰淪為各說各話的代名詞。

 

原載於《信仰百川》

相信韋達 包冇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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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謂「相信韋達,包冇發達」,筆者過往不下十次撰文剖析十三屆香港冠軍騎師韋達過往多年角逐級際賽事的各種荒誕表現。果不其然,「太陽底下無新鮮事」,踏入 2019 年,韋達仍然是那個為人熟悉的派膠俠。

事緣剛在沙田馬場上演的洋紫荊短途錦標賽事(國際三級賽,1,000 米草地),韋達以大讓賽的方式策騎熱門爭標分子「薈力之城」(獨贏 3.1 倍),先是沿途任由賽駒在沒有遮擋的情況下競跑(懂賽馬和單車比賽的人都知道尋找遮擋的重要性,況且「薈力之城」沿途的際遇實非完全不可能找到遮擋),後在賽事最後階段被潘明輝策騎的大冷門「旌暉」從後撞開趕過,最後以一又四分之一個馬位落敗,屈居亞軍。

事實再一次證明,韋達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透過策騎實力冠絕同場的賽駒取勝:即使韋達沿途的發揮連番有誤,他主轡的賽駒仍可憑藉自身超卓的實力力挽狂瀾,但若然面對同場賽駒賽力較為接近的賽事,其主轡的賽駒便會處於下風。其實,上仗韋達策騎「薈力之城」出戰二班 1,000 米直路賽諸多擠阻,若非馬匹本身質素上乘,人馬組合早已敗陣而回。今仗「薈力之城」在蝕磅的情況下初次角逐級際賽事,但韋達仍以策騎超級賽駒的心態作賽,敗陣而回實無可厚非。

當然,這不表示韋達沿途有正常的發揮便可確保「薈力之城」穩操勝券,但他至少可以留守在風阻較小的位置競跑,以及在賽事爭持激烈的階段保持應有的平衡力,盡可能合法封阻對手的跑線。不過,綜合韋達多年的大賽表現來看,這無疑是緣木求魚的苛求。甚至毫不誇張地說,假若韋達乘搭港鐵面對大陸自由行旅客的左右夾擊,相信他不消一會便會失去平衡應聲倒地。

2019,世界在變;韋達派膠,從沒改變。

官僚絕滅人性,淳樸手足情誼卻一息尚存 — 評《潛行浩劫9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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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獲邀出席觀賞電影《潛行浩劫96小時》的傳媒優先場,該電影改編自「著名獨立新聞記者羅拔摩亞(Robert Morre)的紀實小說《A Time to Die: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sk Tragedy》」(註一),把約20年前震撼全球的「庫爾斯克號災難」(The Kursk Tragedy)搬上大銀幕。

說起這件國際歷史大事,相信能夠鉅細無遺憶述相關事發經過的港人只是鳳毛麟角。筆者當時只是個小學生,對那件事件的印象可謂相當模糊。即使閱讀過電影發行商提供的宣傳資料,腦海浮現起的第一印象,只是依稀記得當時每天放學後都希望盡快趕回家中收看NBA賽果的新聞報道,但曾經有一段日子,無綫六點半新聞每天也會在報道體育新聞前更新相關事態的發展。至於具體內容是甚麼,則已忘記得一乾二淨。反之,與筆者同行觀賞電影的某位前輩級時評節目監製則對這件災難事件留下深刻的印象。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筆者前往觀賞這齣電影前自然做了少許功課惡補這一段歷史。不過,閱讀有關「庫爾斯克號災難」的學術論文與觀賞相關的電影作品始終有一些重大的分別,原因是前者的記述和分析理應是去情感化的,好處是有助讀者摒棄先入為主的偏頗觀感,但其局限是一般讀者難以透過宏大的敍事框架和理性分析的文字而對當局者的掙扎、無奈和傷感有深刻的體會。《潛行浩劫96小時》恰好能夠透過視像畫面把箇中潛在的情感起伏放大呈現在觀眾的眼簾,為他們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了解事件的切入點。即使事前對「庫爾斯克號災難」有一定理解的觀眾,也可借助這齣電影去豐富自身對事件的想像。

稍為翻查資料便可知道,「庫爾斯克號災難」中沒有任何生還者,所以基本上每個對這件災難事件稍有認知的觀眾也不會抱着期盼大團圓結局的心態去觀賞這齣電影,但與此同時,正如導演湯瑪士溫德堡所指,沒有人具體知道「庫爾斯克號」爆炸沉沒後,尚有生命氣息的海軍船員是如何度過生命中的最後倒數階段(註二)。歷史留白之處,大概就是編劇和導演可以發揮創意和注入個人風格的部分,這亦是《潛行浩劫96小時》電影作品的成敗關鍵部分:就劇情而言,電影作品如何刻劃各持分者的心路歷程變化,是最有可能為觀眾帶來驚喜的部分。如果這齣電影在這部分令觀眾感到失望,那麼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會剩下重覆陳述「庫爾斯克號災難」沒有任何生還者的已知事實。

《潛行浩劫96小時》如何忠於紀實小說的原著精神

任何談及「庫爾斯克號災難」的作品,也難以迴避觸及箇中的政治話題,《潛行浩劫96小時》亦不例外。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經濟發展萎靡不振,原因眾說紛紜,但俄羅斯海軍屢遭削減經費,導致軍備日久失修,卻是不爭的事實(註三)。2000年,新上任的俄羅斯總統普京有意重振國威;「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俄羅斯北方艦隊將領決定於同年夏天實行自蘇聯解體後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註四)。

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潛行浩劫96小時》的故事主線,是描述一群「已有十年沒有執行任務」的海軍同袍如何興奮雀躍地再次坐上庫爾斯克號潛艇接受挑戰(註五)。這個「10 Year Challenge」固然不是俊男美女生活於和平盛世的打卡活動,但他們大抵也沒想到,原令他們引以為傲的奧斯卡級潛艇,最後竟也成為了他們的葬身棺材。

根據俄羅斯的調查報告,「庫爾斯克號災難」的肇事原因源於潛艇內早已有損壞痕跡的65-76A型魚雷在上彈移動期間泄漏過氧化氫燃料導致爆炸所致(註六)。不過,接連兩次爆炸,並沒有立即炸死潛艇內所有的海軍成員;潛艇內的艙壁發揮了阻隔爆炸蔓延的作用,使身在船尾艙的23名海軍成員暫且存活下來,當庫爾斯克號潛艇沉於北冰洋巴倫支海海底,他們集合在潛艇的9號艙,由隊長中尉Dmitri Kolesnikov記錄他們的名字和軍階,以及擬定絕境求生的選項(註七)。在理論上,他們可以從棄船離去,急速升上水面,期盼巴倫支海水面上有人接應他們,但由於當時潛艇沉於350英尺的海底,潛艇內沒有任何抗壓設備,所以此舉差不多等同於白白送死(註八)。因此,他們放棄了豪賭一鋪,選擇留在潛艇內等待救援(註九)。問題是,船艙內的氧氣隨時有耗盡的危機;儘管他們定期燃點開啟空氣再生裝置把船艙內二氧化碳吸收,繼而把氧氣注入,但這種操作方式亦構成一定的火災危機(註十)。此外,潛艇的核反應堆已停止運作,電力中斷,船艙內的溫度急速下降,情況愈趨惡劣(註十一)。

其實,爆炸事故後存活下來的23名俄羅斯海軍原本還有一線生機的:英國、挪威和美國的救援隊伍已準備就緒,只是俄方年長一輩的將領擔心俄國的最高軍事機密會因此被泄漏出去,所以他們寧願犧牲前線的性命,也不惜數度拒絕外國的援助(註十二)。期間,俄國軍方內部曾就是否接受英國和挪威的救援協助一事進行激辯,有俄軍將領曾違抗軍令把庫爾斯克號船艙的圖則和運作說明交到英國海軍將領的手中,俄國政府亦一度接受英國的救援方案,但到了實際執行方案時,英國海軍卻在俄國與挪威邊境交界被拒進一步前進(註十三)。與此同時,俄羅斯曾數度嘗試派出救援潛水艇展開營救工作,但由於救援設備落伍(例如潛水艇的電池只能提供短暫的供電,以及需要長時間充電方可恢復運作),那些救援工作均以徒勞無功收場(註十四)。最佳的救人時機,就此一點一滴被殆盡。以上這些細節,《潛行浩劫96小時》的劇情或多或少也有觸及到。

《潛行浩劫96小時》的獨特性

不過,對於要拍攝一件改編自充滿政治性的國際歷史大事來說,《潛行浩劫96小時》的製作已盡量在政治話題上點到即止。例如這齣電影既沒提及到英美長期在鄰近巴倫支海的科拉半島進行間諜活動如何影響俄國與它們之間的互信(註十五),亦沒有把美國請纓參與救援的情節(以及被拒後的反應)包括在內。熟悉國際政治和歷史的觀眾,固然可以借助本身的認知自行代入劇情的時代背景,但即使觀眾對俄國與北約多年來的恩怨情仇只是略有所聞,他們大概亦不難明白到保護軍事機密和優先拯救人命之間的張力。

《潛行浩劫96小時》的編劇和導演濃縮地交代「庫爾斯克號災難」的政治背景,目的是騰出更多空間去塑造受害者及其家屬的角色。說白一點,編劇和導演希望凸顯出他們也不過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面對死亡,本應驍勇善戰的海軍同樣會感到恐懼。縱然無人能夠避免死亡,但令人痛心的是,留待船艙內的海軍們在過程中面對一次又一次的虛假生還希望,以及最終沒法跟親人正式道別,便要與他們陰陽相隔的遺憾。此外,面對官僚的敷衍塞責,受害者的家屬同樣會感到憤怒和無助;面對喪失至親,他們同樣會傷心欲絕。在敵我分明的冷戰思維,以及國家尊嚴大於一切的宏觀敍事框架下,這些人性的共通點不時遭到別有用心的漠視。《潛行浩劫96小時》正好把那些弱勢群體的聲音重新呈現出來,當中有些情節經過藝術化的處理(註十六),但也有些具備一定的事實基礎支撐。編劇和導演希望透過這齣電影帶出的訊息,很多時也是從他們的言行舉止中流露出來的。這齣電影製作得高明之處,在於編劇和導演在一眾前線海軍愈趨接近死亡的主線中,加插了一些他們仍能維持情同手足的溫馨情節,這才足以讓觀眾對他們的離世扼腕嘆息吧!

註釋:

註一、二、五、十六:電影發行商提供的宣傳資料

註三、四: Anette Mikes & Amram Migdal, “Learning from the Kursk Submarine Rescue Failure: the Case for Pluralistic Risk Managemen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19 July 2014, p. 4.

註六:Kyle Mizokami, “Freak Accident of Chemistry Sunk Russia’s Aircraft-Killer Submarine,” The National Interest, 24 June 2018.

註七:Anette Mikes & Amram Migdal, “Learning from the Kursk Submarine Rescue Failure: the Case for Pluralistic Risk Management,” pp. 4-5.

註八、九、十、十一:Ibid., p. 5.

註十二、十三、十四:Ibid., pp. 6-8.

註十五:Ibid.,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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